这一年多来，我一直在给学生开《资治通鉴》导读课，获得很好的评价，此外也给一些部长和企业家讲过这方面的内容，反馈也不错。我给学生讲《资治通鉴》时，是着重它的史料价值，即有无新的材料。一般情况下，搞历史研究的人不读这本书，因为先秦到秦汉的历史，《史记》和《汉书》已有记载；当然，研究魏晋南北朝部分的人，如田余庆先生他们，对此书会注意一点；只有研究隋唐史的人读《资治通鉴》比较多一些，因为其中提供了新史料；除了搞史学史的人，一般的专业工作者基本不重视这本著作。实际上，没有人不说《资治通鉴》好的，但史家很少去读，因为他们只关心其中的新史料。学者搞研究都想讲新话，但实际上，新话越来越少，因为一千多年下来，重要的话已经被人讲完，后人再接着讲，都是些鸡零狗碎，研究难免越搞越细，越搞越小。但历史不是为写文章而存在的，而是提供一种智慧，《资治通鉴》就是一本提供智慧的著作；从曾国藩[注: 曾国藩（1811年11月26日～1872年3月12日），字伯涵，号涤生，原名子城，派名传豫，清湘乡县荷叶塘（今双峰荷叶乡）人。]到毛泽东这些政治家都喜欢读《资治通鉴》；甚至作家金庸也说，当年他能为《明报月刊》写出精彩的社论文章，也是因为读了几十年的《资治通鉴》。

    我们读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钱穆等人的著作时，并不是读它的史料价值，而是读它的分析及其智慧，将之作为一种视角。《资治通鉴》也是如此，当我们面对大众阐释它时，发现其中蕴含的智慧，真像大海一般。曾国藩读书有两条门径：修身不外读经，经济不外读史。他尤其推崇《资治通鉴》，认为“先哲经世之书，莫善于司马文公《资治通鉴》”。有学者认为《资治通鉴》不重视经济，其实《资治通鉴》对汉唐以来国家对工商的管理治理有很详细的记载。可以说，《资治通鉴》是中国人治国安邦的经验总结。我们肯定西方的科技成就，肯定中东南亚的宗教成就，却对中国几千年来的治国成就嗤之以鼻，这是五四以来一个认识上的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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