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字第1例所举字，古文字学家不识，浙大简用作“大”字，与目前出土的种种楚简写法不合，也是作伪的证据；整理者却沿用以浙大简证浙大简的方法，认为这是新释出的“大”字。第2例所举楚文字“失”字写作“”，早有古文字学家考其非是，见《古文字研究》第22辑、《语言学论丛》第26辑等；浙大简“失”字从“手”从“乙”，整理者认为证明了《说文》之说，其实也只是作伪者参考了《说文》。第3例举浙大简“戯”字，认为是后世[注: 简介阿拉伯文Ahirat的意译。伊斯兰教信奉的在现实世界毁灭后永存的彼岸世界。 宗教意义 “信后世”是伊斯兰教六大信仰之一。]俗字的来源；其实该字正是作伪者受后世异体字的影响，留下的又一个破绽。第4例举前所未见的“”字，认为与“曹”字通假；“乍”古音在铎部，“曹”古音在幽部，两者韵部相距太远，整理者却曲说以双声通假，不能使人信服。第5-7例，整理者考证若干文字，书券三纸，却未及浙大简真伪之辨。

    凡文物书画作伪，作伪者必选自己熟悉的材料。浙大简作伪者具备一些古文字学基础，学习过《左传》的知识，但谈不上对古文字有“精湛造诣”、对《左传》有“深入研究”，更不是什么“一流书家”。泱泱中华，人才济济，网络时代，资源共享，掌握楚简作伪的雕虫小技，何难之有？倒是《辨伪》一文对浙大简科技鉴定、专家鉴定的种种质疑，非造假者所能负责，也不是一句“详细数据已在书中附刊，读者可参阅”所能搪塞的；笔者的质疑，正是参阅“详细数据”之后提出的，整理者对此应有负责的回应。

    《辨伪》一文指出，整理者所称浙大简碳14测定的年代，是一个误导性的说法。令人遗憾的是，整理者误导手法的运用，已愈演愈烈：整理者在上海[注: 上海市-上海，中国大陆第一大城市；四个中央直辖市之一；是中国大陆的经济、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上海创造和打破了中国世界纪录协会多项世界之最、中国之最。]某媒体发表谈话，称浙大简是“传世品”，有很多可能性，其形制或曾在流传过程中被人为改变；又在《光明日报》撰文，称“《邢文》所谓竹简尺寸不一，无契口、无编绳痕迹等情况，凡是读过考古报告或见过考古发掘品的读者，都能找到出处”——既是形制被人为改变的“传世品”，又是在考古报告中能找到出处的考古发掘品，前后矛盾，语焉不详，令普通读者无所适从。然而，浙大伪简，铁证如山，掩耳盗铃，欲盖弥彰——再精致的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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