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外而内。
《醉翁亭记》的镜头几乎是从一个特写到另一个特写。从“环滁皆山也”到西南诸峰的特写，从酿泉的特写到醉翁亭的特写，从山间朝暮的特写到山间四季的特写，尤其有群体游乐活动的特写：“至于负者歌于途，行者休于树，前者呼，后者应，伛偻提携。”此一番描写可谓之“滁州市民登山图”，情状生动，群体的欢乐中有个体的表现，且有前有后，有歌咏，有休憩，有老有少，刻画得如发丝般细，很像新闻作品中的关于群体活动场面的报道。
这样的群众或者市民登山运动，情景感如此强烈，作者不亲临现场是刻画不出来的。而《岳阳楼记》中的“渔歌互答”，“把酒临风”，则无处江湖不可“渔歌互答”，无处楼台不可“把酒临风”，互答之态，把酒之状，稍显单薄，其概括性多于独特性。
接下来关于群体游乐活动很富有变化，有整体感：“射者中，弈者胜，觥筹交错，坐起而喧哗者。”有整体中的错落感：“苍然白发，颓乎其中者。”有声色感：“夕阳在山，人影散乱………树林阴翳，鸣声上下。”有串联感：“临溪而渔，溪深而鱼肥；酿泉为酒，泉香而酒洌。”
这些特写综合起来就是一种目击者才具备的现场感。欧阳修这些亲历的镜头让每个读者都有代入感：欧阳修登山，我们也登山；欧阳修与滁州市民同乐，我们也同乐；欧阳修醉酒，我们也醉酒。
代入感不同
《岳阳楼记》也有代入感，尤其是在阴晴景色变化中的人物感情变化，“阴风怒号”“虎啸猿啼”中的“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中的“心旷神怡”“其喜洋洋者矣”，读者观此景，能生此情，然而，范仲淹[注: 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唐宰相履冰之后。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和文学家，祖籍邠州（今陕西省彬县），后迁居苏州吴县（今江苏省吴县）。]笔锋一转，拔高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地步，读者不免有些跟不上，读者的境界与范仲淹的境界有巨大的差距。
没有相当的宦海沉浮的经验，是很难和范仲淹一起“登”岳阳楼的。
《醉翁亭记》转承相对比较自然
《岳阳楼记》的结构应该是十分严密的，开篇少许交代写作缘由之后，马上进入人物对于湖光山色的观感：“览物之情，得无异乎。”而对于洞庭景色的观感，外分为“阴晴”，内分为“喜悲”。在此基础上收拢主线，归结到自己的抱负上：“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结构紧凑，一气呵成。在从一阴一晴，一悲一喜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路途上，犹如平地拔起千仞高峰，急转直上，让人目不暇接，也有点喘不过气来。
“岳阳楼”结构险峻
《醉翁亭记》的布局不似《岳阳楼记》那般大开大收，纵横捭阖，却步步纵深。《醉翁亭记》采取的是现场采访，用一个“也”字作为联系全文的关键枢纽，作者和读者，以及景色，文中的人物，都是一步步跟进，从群峰到琅琊，从琅琊到酿泉，到醉翁亭，到做亭人，到命名人，到滁州市民……最后到作者：醉翁欧阳修，如同剥笋一般一层层揭开，又好似庖丁解牛，顺着自然的结构行进，顺畅而不生硬，等到主人公的形象呈现在读者面前时，作者想要说的，想要表达的，我们都已经心照不宣了。
我个人认为，两种结构比较，《醉翁亭记》更加自然，《岳阳楼记》更为险峻。之所以如此，我认为主要是在不在现场的区别。
地方官滕子京请范仲淹写文，这是一篇命题作文，而范仲淹作为天下宰相，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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