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卓能同志是我多年的朋友，“文革”中我们仍保持着密切的联系，都对“文革”和“四人帮”有看法，互相了解。卓能和乔木同志之子胡石英是中学同学，所以当石英向卓能提起乔木同志要找人谈话的事情时，卓能便介绍了我的情况，促成了乔木同志与我的谈话。

    1974年秋的一天，我来到乔木同志位于南长街的家中，当时石英、卓能也在。谈话开门见山，乔木同志希望我谈谈对当前文化界和文化工作的看法。乔木同志的慈祥和蔼，使我很快放松下来，把一些自己认为不正常的现象和盘托出，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点：一是中央文革小组用人不是任人唯贤，而是任人唯亲；不是贯彻党的干部政策，而是拉帮结派。我以音乐界为例：对发展中国革命音乐事业作出过重要贡献的吕骥、贺绿汀、赵沨[注: 基本资料图片姓名：赵沨籍贯：河南开封 职业：中国音乐理论家 生卒：1916.11.29职业生涯自幼喜爱音乐，中学毕业后，入河南建华艺术学校学习音乐。]、马可等同志不用，而让于会泳这样的人来领导音乐界是极不恰当的，建议请吕骥、贺绿汀等老同志出来主持音乐界的工作。二是我认为中央文革小组没有执行党的文艺方针政策，特别是不执行“双百方针”。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只有8个样板戏，所有样板团演出的节目单都只写“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而删掉了“百花齐放”；乐坛上只有几首“高、尖、硬、响”的歌曲，大量的文艺作品和文艺人才都被排斥了，这是极不正常的。

    我当时只是一名普通的文艺工作者，对文化界的更多情况了解不完全，所以也谈不出更多内容。但乔木同志始终静静地听，偶尔问上一句。我谈完之后，乔木同志并不马上表态，而是沉思了一会儿，然后深情地说：“小平同志已经出来工作，各方面正在搞整顿，要相信党中央、相信毛主席不会支持那些错误的东西，也不会支持那些搞错误做法的人，否则还叫党中央，还叫毛主席吗？”说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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