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第四届世界儒学大会期间，《孔子文化》编辑部有幸采访黄玉顺先生，并邀我院邱文元老师一起谈学论道，收益颇多，现将访谈公诸同好。
《孔子文化》：您好，黄先生。非常感谢您接受《孔子文化》编辑部的采访。众所周知，您在儒学研究方面著作颇丰，成就显著，建构了独特的思想体系。而您当初博士论文做的是有关近代“科玄之争”的问题，能否就此一谈？
黄先生：“科玄之争”是我的博士论文研究的主要问题。当时我跟着中国社会科学院蒙培元先生读博士。期间，方克立先生（时为社科院研究生院院长）开了一门课，叫“中国近现代哲学”，我也选了这门课。课上每次都要以一个主题进行讨论，有一次是“科玄论战”，方先生让我谈一谈。谈完以后，过了一段时间，我把自己的文章做了进一步的修改，以题为《“科玄之争”再评价》的论文发表在1999年第1期的《中国哲学史》上。后来蒙先生和我讨论博士论文开题的事情，就建议我以“科玄之争”为论文题目，我觉得也可以，就以此去做自己的博士论文。
《孔子文化》：“科玄之争”作为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一个重要的文化事件，您作何评价？
黄先生：先说一下“科玄之争”的背景。它发生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按我的理解，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持续了八年，从1915年《新青年》创刊到1923年“科玄论战”结束。科玄论战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意味着新文化运动的结束。科玄论战之前，知识分子一窝蜂地一边倒——西化，论战之后正式分成几个阵营、三个派别。一个是马克思主义，那时候叫“唯物史观派”，以陈独秀、瞿秋白、邓中夏为代表，主张唯物史观；另一派是自由主义西化派，即以丁文江、胡适、吴稚晖[注: 吴敬恒-吴敬恒,政治家、教育家、书法家，中央研究院院士，一生追随国民党革命却一生不入官门。1950年代他位于台北市敦化北路跟南京东路交叉口的铜像，为台北市的地标之一。]等为主将的科学派，主张自由主义，主张“全盘西化”。还有一派，就是所谓“文化保守主义[注: 保守主义是西方历史上影响最大的政治思潮之一。保守主义的主要特征，是极其重视现存的传统、秩序、等级和自由的价值，认为这四大政治价值高于其他任何价值，维护这些价值是国家的根本任务。]”，主要是以张君劢[注: 张君劢（1887～1969），原名嘉森，号立斋。江苏宝山今上海宝山人。曾留学日本、德国，学习政治经济与哲学。回国后，鼓吹唯心主义哲学，被称为“玄学鬼”。]为代表的现代新儒家，主张立足于中国传统的固有文化，重塑传统文化的内涵，以企求传统文化的发展。科玄论战有一个很大的成果，就是标志着现代新儒家正式走上历史舞台。科玄论战所牵扯的问题确实很多，仅就人们已经着墨甚多的重大问题来说，就有关于中国文化[注: 中华文化，亦叫华夏文化、华夏文明，即汉族文化，汉文化。且流传年代久远，地域甚广，以文化圈概念亦被称为“汉文化圈”。中国文化不但对韩国、日本，]与西方文化的比较问题，关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关系问题，关于现代化道路的战略问题（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关于张君劢思想体系的评价问题，等等。同时，作为“科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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