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文化》：后来您的研究领域转到儒家哲学上来，特别是您的“生活儒学”理念，自从提出以来，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其中误解也很多。在学理上，您是在批判吸收了胡塞尔、海德格尔思想的基础之上构建自己的“生活儒学”理念的，但是一些人误解您是用现象学的方法来研究儒学，对此您是怎样看的？

黄：嗯，学术界对“生活儒学”的误解是很大的。很多人对我提出的“生活儒学”的理念有很多误解，误解在哪里呢？他们像误解牟宗三一样误解我。他们简单地认为牟宗三只是借助康德哲学来解释儒学，其实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除非你没有读过牟宗三的书。当然，牟宗三在很大程度上是借用了康德的很多资源，但是他对康德也有一种超越，特别是在“智的直觉”这一问题上，这一概念是牟宗三以儒家心性论会通康德哲学而提出的命题。我的生活儒学更是如此，那是儒学与现象学之间平等对话的结果。如果儒学要成为当今时代的一种思想，就意味着必须要与当今最前沿的思想对话。比如说，在宋代，儒学的复兴是在和当时的“西学”（佛学）的对话中产生的。如果儒学不能与佛学进行对话，就不会有宋明理学。同样的道理，儒学如果要在今天复兴，它必须有这种能力和今天的“西学”、今天的一种最前沿的异质文化进行平等的对话。我特别想强调这一点。如果有人认为生活儒学不是儒学的话，我们也可以说宋明理学也不是儒学了，这是同一个道理。这是儒学与现象学进行的一种平等对话，而不是儒学与现象学的结合，就像苏格拉里所说的那样，真理在对话中呈现。很多对我的“生活儒学”理解很肤浅的人，对此误解很深，他们完全没有看到我是一直在批判海德格尔的，这就是对话，一种批判性的审视。所以，我想强调的是：生活儒学不是借鉴了现象学来研究儒学，而是通过儒学与现象学的平等对话来显现出真理。而且我想再一次强调：儒学之所以能在宋代复兴，是因为其达到能和佛学对话的水平；我们今天也面临这种情况，如果儒学不能和西学进行平等的对话，也就没有什么复兴了，没有达到这种思想水平，复兴只是表面的热闹、假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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