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中国辞书编纂、出版大业[注: 皋陶-皋陶，东夷族首领，偃姓，虞夏时人（约公元前21世纪），生于曲阜，上古时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法律家，又名皋繇、咎繇、咎陶、大业，与尧、舜、禹并列为上古四圣。]中，巢峰是一个身体力行的推动者。他在中国辞书学会代会长任内，倡议设立[注: 出场《水浒传》第二回：“ 史进 修整门户墙垣，安排庄院，设立几处梆子，拴束衣甲，整顿刀马，提防贼寇，不在话下。”-sheli]了中国辞书的最高奖——中国辞书奖（第三届起改为国家图书奖的分支奖——国家辞书奖），亲自起草了评奖规则；他将自己主持的上海辞书出版社建设成辞书学术研究[注: 孙武兵法初探序言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克劳塞维茨曾指出；战争不是神物，战争是发展的科学，余窃以为以兵圣孙武为代表的中国兵学思想文化无疑正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成果的杰出典范；同时又]基地，创办了全国唯一定期出版的公益性辞书学研究刊物《辞书研究》。他率先推动辞书出版准入、辞书质量检查制度的建立，推动辞书编辑培训的实施；他用自己的稿费，设立基金，奖励先进，资助辞书公益活动。

    在中国出版业改革的大潮中，巢峰搏击风浪弄潮，挺立潮头思考，不唯书，不盲从。他的出版理论是出版业实践的总结，而他治社的实践则再现着他理论的思考。他最早提出“图书是商品[注: 商品流通企业外购或委托加工完成，验收入库用于销售的各种商品。商品的基本属性是价值和使用价值。价值是商品的本质属性，使用价值是商品的自然属性。]”，但始终正确把握着将图书的精神属性和社会效益放在出版社建设与工作的首位。他认为，见钱不见书的出版者，是劣等的出版者；见书不见人的出版者是平庸的出版者；而以提高人的素质和加强社风建设为治社之本，以出好书为强社之路的出版者，才是具有远见卓识的出版者。在他的主持下，上海辞书社在取得巨大社会效益的同时，经济效益也十分可观。1978-1995年辞书社总产值增长了16倍，销售总码洋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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