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要编一套九卷本《中国儒学史》？这是由于中华民族正处在伟大的民族复兴进程之中。民族的复兴必然要有民族文化复兴作为支撑。在中国历史[注: 中国历史是中国各民族诞育和发展的历史。它的发达的封建社会，曾创造了同时代世界最高的文明。但是当西方某些地区跨入资本主义，特别是当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入侵中国之后，中国越来越落后了。]上，儒、道、释一向三家并称，但它们的历史地位和社会影响却不相同，儒学一直居于主导地位，影响着中华民族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注: 语出:孙中山 《民权主义》第五讲：“自己一方面要做驾驶的汽车夫，又一方面要做修理的机器匠，那是很麻烦的，是很难得方方面面都做好的。]。因此，中华民族的复兴和儒学是分不开的，这是由历史原因形成的。儒学自孔子起就自觉地传承着夏、商、周三代文化，从历史上看它曾是中华民族发育、成长的根，我们没有可能把这个根子斩断，我们只能适时地在传承这个文化命脉的基础上，使之更新。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要“大力推进文化的传承创新”。这就是说，“文化的传承创新”是我们这一代人应该承担的责任。“传承”才能“创新”，“传承”更重要的是为了“创新”。“传承”要求我们深切地理解中华文明的源头，包括“五经”及其历代的诠释；“创新”要求我们在新的形势下对儒学有新的发展。“传承”必须坚持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唯此它才能对世界有重大的影响力；“创新”要求我们全面系统地了解当今人类社会所面临的有待解决的重大问题，给儒学理论以合乎时代要求的诠释。“传承”和“创新”是文化发展的两轮，只有深入发掘儒家思想[注: 儒家思想，又称儒学、儒家学说，或称为儒教但并非指宗教，或以其为宗教而称之为儒教。儒家思想奉孔子为宗师，所以又有称为孔子学说，]的精髓，我们才能适时地开创儒学发展的新局面；只有敢于面对当前人类社会存在的新问题，才能使儒家真精神得以“重新燃起火焰”，得以贡献于人类社会。《中国儒学史》的撰写就是希望对儒学在传承中作出新的贡献。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中国儒学史》大体上说有以下四点有意义的突破：

1.《中国儒学史》只能在当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背景下梳理儒学在中国的历史，以期有益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任何有价值的“历史”的撰写，其实都是在梳理其发展中坚持“主体性”的现代史。本书较好地处理了文化“传承”和文化“创新”的关系。从前者说，我们充分注意到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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