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生在当下，如果想做一名学者教授，从事学术研究[注: 孙武兵法初探序言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克劳塞维茨曾指出；战争不是神物，战争是发展的科学，余窃以为以兵圣孙武为代表的中国兵学思想文化无疑正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成果的杰出典范；同时又]，则只能由小学而中学而大学而硕士博士研究生毕业，否则，几乎别无他途。这究竟是好事坏事，一时也无从断定。从好的方面讲，可见教育日渐正规普及，一般家庭均有能力循正常途径培养一二读书人，读书治学不再是社会上少部分人的事情。但从学术的成绩与氛围上讲，博士日多而成绩未见有多大提升，人们对学术的尊崇倒有不升反降的担忧。恰恰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那个群星璀璨大师辈出的年代，我们看到很多学术大师不拘一格的履历，有受正规教育并留学国外多年的，也有自学成才的，还有很多是在传统中国社会的读书环境里造就的。吕思勉（1884―1957）就是这样一位受惠于江南一带读书传统的史学大家。

　　吕思勉，江苏常州武进人，为上世纪中国史领域一位“通贯的断代史家”（严耕望语）。一生著有两部通史，五部断代史和八部专史，另有大量的史学论文、札记、讲稿、教材和历史通俗读物。学术成绩单从数量上讲即已惊人，而以质量论，每部论著都有很高水平，且不乏创见。能有如此成就，却“生平未入学校”，但并非完全自学，他所生长的故乡常州，作为江南膏腴之地，历来有读书的传统（区别于纯为科举的读书）。吕思勉自述“家世读书仕宦，至予已数百年矣”，所以他6岁起就能随当地的老师宿儒从学。而他在初能读书的时候，父亲就按当地读书人家传授子弟读书的常用方法，教授他去读《四库书目提要》，这一方法使得这些刚上手读书的学子能够对以经史子集分类的传统学问有一个鸟瞰的了解，不至将来陷于固陋的村究之学。到 16岁的时候，他开始能认真读书，标志是“每读一书，皆自首讫尾”。读一本书，从头到尾读完，看似简单，实际上很多人做不到，曾国藩[注: 曾国藩（1811年11月26日～1872年3月12日），字伯涵，号涤生，原名子城，派名传豫，清湘乡县荷叶塘（今双峰荷叶乡）人。]就专门把这一条列为读书要求。从23岁开始，他把治学的目标锁定在史学上。他的专门史学，却并非只是一味在这一门的专精研究里。经史子集都博览泛读的结果，他的学问规模像很多中国传统学人一样，奠定在整个国学基础上，我们看他后来的著述，八部专门史里就有经学、理学、文学、文字学等方面。在那些做精深研究的专家来看，这无疑是战线拉得太长了，不容易出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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