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在现代教育体制下，学术越来越专门化，像吕思勉这样通贯的学者越来越少。而他之所以后来的声名略输于像陈垣、陈寅恪、钱穆等学者，与他学问的不求风尚，不做窄而深的专门问题研究有很大关系。而且，他以通史、断代史为写作方向的学术表达方式，也极大影响了有创见论点的表述，这些论点如果不是有心人的考究，很容易在他的大部头著作中湮没。现代学术的表达方式，主要地是以论文的方式集中对某个或某些学术问题的阐发，即便成书，很多也是把多篇论文贯穿发表的意思。而吕思勉则专意于从先秦以来直到隋唐的以断代史形式出现的完整表达（还有一部《吕著中国近代史》），从谁都能读的正史当中去选取组织别具只眼的材料，而不像后来学界中很多人的做法，一味在史料的新奇上求发现。实际而论，他的这些断代史每部都很出色周密，以一人之力完成一部已属不易，他却独立完成了五部，并留下其他断代史写作的草稿。

名气不够大，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本人无意于此。他从 1905年开始在常州当地的一个私立小学堂任教开始，到后来的中学、专科学校、大学任教，大半生在学校中度过，学术生涯的主要阶段，则在上海的光华大学任教。当时的学术中心在北平[注: 北平是北京在历史特殊时期曾经使用的城市名称。北京最早于1368年9月12日称北平，后于1427年作为明朝的都城改名为北京。]，上海在学术中心之外，而光华大学更在重要的大学之外。置身于学术中心之外的非重点大学中，名声传播自然没有居高临下的优势。而根据他的一位学生黄永年[注: 本词条为消歧义词条。 清代著名学者黄永年，字静山，号崧甫，清广昌县白水乡（今赤水镇）人。有《希贤编》、《静山集》、《奉使集》、]回忆，胡适想请他到北京[注: 北京有着三千余年的建城史和八百五十余年的建都史，最初见于记载的名字为“蓟”。民国时期，称北平。新中国成立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大学去，但吕先生拒绝了，理由是“光华的文学院长钱子泉（基博）先生是我多年的老朋友，我离开光华等于拆他的台，我不能这么做！”其实，我们只要看看他的一篇《从章太炎说到康长素梁任公》的文章就很可以明白他的追求，他借这三位学者的为学为人表达了他对“真正的学者”的看法，在他看来，“如何则可为真正的学者？绝去名利之念而已”，“不诚无物；种瓜不会得豆，种豆不会得瓜；自利，从来未闻成为一种学问。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