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顺应百姓之心，道法自然。这正是老子与儒家分歧的关键处。儒家以为圣人先知先觉，百姓后知后觉，所以主张教化以新民。老子则以前识为“道之华而愚之始”，主张“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比较起来，儒家对人对知识都比较乐观，进而采取信任的态度，老子则谨慎得多，更强调无知的一面。对于他而言，与其信任一个人，还不如信任百姓；与其相信一个人的知识和意志，还不如顺应百姓的意愿。从此出发，老子主张君主[注: 君主：统治者，根据不同的地域和时期称谓不同，中国古代称“皇帝”，“王”，其它国家多称“国王”，“女王”，“大帝”等等。-junzhu]必须要节制自己的权力，节制主宰的冲动，给百姓更大的空间。这不仅是为了百姓，也是为了权力自身。为政者应该意识到，在给百姓更多生存空间的同时，也就给自己留下了更大的空间。八十一章“圣人不积，既以与人己愈有，既以为人己愈多”的说法，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这段话是虚无和因循原则的具体化，充满着宽容的精神。从《道德经》来看，老子是承认有善人和不善人的区别的。如二十七章“善人者，不善人之师；不善人者，善人之资”，以及七十九章“天道无亲，恒与善人”。面对这个区分，老子不是把两者对立起来，而是采取了“混同”的态度。他主张对于善者和不善者，都善之；对于信者和不信者，都信之。通过这种混同，善与不善、信与不信的区别逐渐消失，此即“德善”和“德信”。可以看出，这里的关键是如何面对“不善者”和“不信者”，而如何面对又取决于如何理解。善和不善、信和不信的区分，以及“不善者”和“不信者”的命名，是不是为政者“以己心为百姓心”的人为操作？换句话说，这种区分和命名或许并不客观，不过是出于权力的私意。一旦从“恒无心”的虚无出发，善和不善等的区分就消失得无影无踪。根据这种理解，“善之”“信之”的态度就是自然的结果。这也就是《庄子·天下篇》所谓的宽容精神，在汉语中，“宽容”一词最早正是出自该篇叙述老子思想时所说的“常宽容于物，而不削于人”句中。与法家和儒家相比，老子的思想对百姓的确最为宽容。
在宽容的态度之下，理想的政治就不是昭昭、察察的清楚，而是昏昏和闷闷的混沌。执政者不是用各种各样的名来命名和分裂社会，而是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昭昭和察察只能强化这个世界的区分，并激化社会的矛盾。昏昏和闷闷才会带来“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的太平[注: 是马来西亚霹雳州自治市。 位于半岛马来西亚西北部。面积130平方公里，人口20万（1980）。曾为霹雳州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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