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柳湾遗址人形蛙身陶

　　生命的生存权利和价值促使我国制定了具有远见卓识的计划生育国策，毕竟土地承载能力有限，而人类的生育无限的矛盾越来越尖锐是历史的必然。但是这一政策历来成为西方干涉我国内政的借口。莫言客观地描述了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在实施过程中的一些情况，让人们思考：新的女娲不仅是造人，而是要有计划性和科学合理性。应该说表达的是一种追求和谐的理性精神。莫言是革命军[注: 1903年5月，《革命军》由上海的大同书局印行。《革命军》的作者邹容，当时署名为“革命军马前卒”。章太炎的名著——《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同时出版，以后曾合在一起刊行，称《章邹合刊》。]人出身的党员，使读者不会误读他是对社会的反动；莫言针对一些重大现实问题，采用讲故事的方式，而不是简单的对政策否定，让我们去思考和完善这些问题；莫言真实地再现文学的绝对正义传统，让人们对制度设计的完善看到了希望；莫言的狂野则消解了人们市场经济下内心的躁动。因此，他无愧于这个伟大的时代。西方诺奖评委在借口不熟悉汉语的压制或者细耍之后发现，强大的中国已经不能容忍他们的不公平，强大的中国文化他们必须要作出回应，冰岛的那个和平奖就是一面镜子，所以他们必须作出调整，但他们并不甘心，所以就评上了批判现实的莫言。莫言有资格获得这个奖励，但并不是最好，更不是唯一。诺贝尔文学奖奖给是的中国的强大和无法回避的尊敬和代表性。除去赛珍珠，高行健和莫言都是共产党员，而达赖和刘晓波都是司法对象，这个数字实际上多少也反应了评奖者的一种复杂心态。

　　中国的文学本以抒情为天性，作为礼乐的形式出现以后成为行政方式，一直延续了几千年。现在的学科分工削弱了文学的功能价值，譬如说过去的歌乐舞三位一体是诗，而现在分为诗歌、音乐、舞蹈三个学科，又因为经不起经济大潮的影响，出现明显衰败。莫言的获奖并不能拯救正在衰败的中国文学。文学只有返回文质兼美的载道一途，表达一种人性的美好和诗性的正义，能够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才可能有生存的价值空间。否则，得一次诺贝尔奖不过是相当于服食了一颗摇头丸而已，兴奋以后还是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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