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出于爱国情怀，章太炎也对古史辨的疑古提出质疑。他认定古史辨思潮是承袭日本人拆毁中国古史的余续，因此要“救史保国”。他看似保守的言论，有其产生的合理原因。他认为疑古的负面效应是将使国人“暴弃学术，酿成束书不观之弊”。他说：“无史之国，每易沦亡”，因此他慨叹：“国家未亡，而历史先亡，可哀也已”。论者说：“在他看来，争论古史真伪，在求知求是方面的意义本来不大，而在现实的致用层面也不及近现代史研究，然由疑古运动形成的毁亡国史的效果，将对民族的历史文化带来沉重的打击。”章太炎大力提倡近代史研究，认为史学应当使人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的人，现在的中国是处在什么时期，自己对国家负有什么责任”，应当使人知道“何地系我国固有，何地系我国尚存者，何地已被异族占领”。“这些正是治学之人当下最切要之学”。

    这期间还产生了一个跟他立场相近的学术群体学衡派。学衡派的成员大多有长期留洋的背景，毕业于欧美名校，既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基础，又有广阔的世界视野，但他们既不主张全盘西化，也反对顽固守旧，其宗旨是既要保留中国传统文化，又要向外国学习，以此来改造中国现状。然而，由于长期以来激进文化占主流，学衡派被看作是保守派。其实他们从一开始就有“为新文化运动思想纠谬的良性动机”。学衡派的重要贡献，是“沿着国际学术的趋势，为中国文化史建立具体的框架，将国学研究融为世界学术的枢要部分”。“它的思想内涵和凝聚力量不止于西学抑旧学的派别取向，俨然肩负着国家、民族和文化的重构使命。”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一看章太炎和学衡派的论点，有些东西不幸被他们言中，有的论述具有更为长远的价值。

    经过几十年革命和运动下来，我们对传统文化和历史抛弃得太多，没有认真地保护传承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精华，对外国文化的精华也缺乏更理性更准确的判断，而盲目地输入，造成了近百年来一个又一个悲剧。历史总是这样，当需要推动革命的时候，激进主义占上风，可是当摧毁了旧秩序以后，回过头来看，很多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也一起被摧毁了。因此，学衡派和章太炎的一些观点还有意义，还可以给我们以思考和启迪。

    除了新史学外，这本书还涉及海外史学发展史和后现代的史学等内容。关于后现代史学，书中有一些非常尖锐的批评文章，指出中国一些学者追随所谓后现代史学，实际上还是以西方中心论为指导，再一次否定传统文化。这也是应该引起我们思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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