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好学校里的差生样本。”日前,在北京[注: 北京有着三千余年的建城史和八百五十余年的建都史,最初见于记载的名字为“蓟”。民国时期,称北平。新中国成立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四中的“校友论坛”上,于丹的演讲一开始就如此坦白:“当年,我的记忆也很辉煌,但那是一个差学生在一所好学校,生命如何被成全的记忆。”
1980年,于丹初中毕业考入北京四中高中部,1982年毕业考入北京师范大学。
“上高中之前我是个沉默和内向的孩子,不说话,甚至有点自卑。”于丹说自己不说话是因为没有说话的环境。在那个特殊年代,父母都被下放,周围也没有幼儿园可上,只能和姥姥在家,“我因为孤单而读书,认为人与人之间存在误读,但是书籍永远不会背叛。”
“我从小偏科,数学从来没有学好过。高中时代最对不起的是教数学的熊老师,经常被她追堵在操场上,领回去补数学。当时文科一个班28个人,综合成绩我从来没有进过前20名,一直是班里的尾巴。”可是,即使这样,于丹认为自己的人格和梦想在这里得到了尊重,“这样的学校不以成绩论学生”。
她遇到了一群好老师。当时,“文革”刚刚结束,国家百废待兴,老师们经历[注: 指亲身见过、做过或遭受过的事。 片名 《经历》The Experience/Tajrobeh (1973) 伊朗电影,35毫米,黑白,60分钟。]了各种曲折苦难重新回到了讲台。教于丹的老师中,年龄最长的是外语老师,当年72岁,一头稀疏的白发;班主任不到60岁,算是年轻的;历史老师,一头雪白的头发,于丹记得他从眼镜框上面看学生时犀利而慈爱。
那时高考录取率只有3.5%,把这群学生送进大学是这批优秀老师的目标。于是老师和学生几乎捆绑在一起。
当时高中学生住校,宿舍条件一般:都是平房,10多个学生住在一间屋里。
于丹至今记得当年冬天每天下午都能看到的一个场景:刚刚做了手术,胃被切除了三分之二的语文廖老师,只能吃白开水泡饼干。在晚上学生下自习之前,瘦小的廖老师在寒风里微弯着身体,披着一件黑棉衣,到每个宿舍去把炉子提前打开。为了安全,他又把每个宿舍重新跑一趟,检查一遍。
“这些老师不光在教书,是在带孩子啊!当时没有升学率,没有因为成绩而发的奖金,他们只是在做一件事:为良心!”于丹记得当年的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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