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重诗、爱诗，其理解诗意，“体贴入微”。他提倡读诗、学诗的时候，脑袋瓜儿要灵活，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尽量深入诗的神髓和精妙之处，挖掘出诗的各种各样的含义，甚至不惜引申、演绎到远离诗的本义——由此应看到孔子对诗其实是个“实用主义”者，他之所以如此挖空心思，宗旨只有一个：为我所用。 
　　举两个例子。
　　一是《论语·学而》中孔子与子贡的一段对话：
　　子贡曰：“贫而不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
　　在孔子的循循诱导和启发之下，子贡能够跟着老师的思路从“贫而无谄，富而无骄”而加以提升，悟出“贫而乐，富而好礼”的更高境界，并且举出《诗经·卫风·湛奥》“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认为从这几句诗可以体悟到此番道理。孔子立即给予赞扬：“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
　　一是《论语·八佾》中孔子与子夏的一段对话：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为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矣。”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是《诗经·卫风·硕人》里的两句；“素以为绚兮”，据杨伯峻《论语译注》说“可能是逸句”，王先谦[注: 王先谦（1842-1917），清末学者。湖南长沙人。字益吾，因宅名葵园，学人称为葵园先生。曾有史学家、经学家、训诂学家、实业家等称号。]《三家诗义集疏》以为《鲁诗》有此一句。孔子从这三句诗体会出“绘事后素”(先有白色的底子，然后在上面画画)，而子夏立即顺着老师竖起的杆儿往上爬：“礼后乎？”(礼也在仁义之后吧？)孔子看到学生能够这么迅速地领会自己的意图而灵巧解诗，乐不可支：“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矣。”
　　其实在我们今天看来，不论《湛奥》之“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也好，还是《硕人》之“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也好，与《论语》中孔子和他的弟子引申出来的意思，相距何止十万八千里；但孔子和学生们居然挖空心思将它们联系起来了，并且相当“圆满”地解决了自己的“问题”。从这两个例子可以看到，孔子及其弟子几乎把“诗”的所有功能都刨地三尺挖掘出来，把“诗”的所有能量都榨干吸尽，把“诗”的可用之处都滴水不漏地“用”足、“用”透、“用”到极致。我们不能不惊叹：在先秦儒家那里，诗之“用”，竟如此之大、之广！
　　这些例子清楚地[注: 语出:《战国策·楚策一》：“ 楚 地西有 黔中 巫郡 ，东有 夏州 海阳 ，南有 洞庭 苍梧 ，北有 汾 陘 之塞 郇 阳 ，地方五千里。]说明，孔子爱诗，根本上是爱其“用”——不管是培育人品、立言立德、树立礼仪、启发才思之“用”，还是朝骋盟会、人际交往、兴观群怨、事君事父之“用”。
　　(杜书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