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语文教育，未必会把孩子教傻，只是容易把孩子教出毛病，这就是安波托·艾柯所说的：过度诠释。

    过度诠释之风由来已久。韩非[注: 韩非[战国法学家]，韩非[配音演员]]子曾讲过一个郢书燕说的故事：楚人[注: 广义上的楚人泛指楚国统治下所有地区的人，包括今天的湖北湖南重庆江西安徽江苏浙江上海和河南南部。比如项羽是浙江绍兴人，刘邦是江苏沛县人，但都是楚人。]写信给燕国的宰相，不小心在信上写下了“举烛”两字。燕国宰相认为举烛的意思就是追求光明；所谓追求光明，就是要推举有才能的人并任用他。于是告诉了燕王，燕王十分高兴，以此来治理国家。虽然这样得到的效果很好，但根本就不是信的本来意思。

    如今的中学语文课上，郢书燕说比比皆是。读到名家作品，老师们带着学生，不管三七二十一，先在脸上砍几刀，分个段落，概括出每层的大意。然后再分析重点语句，找出修辞手法，挖掘出各种深意：控诉了什么，揭露了什么，批判了什么，赞美了什么，表现了什么……尤其是鲁迅先生的文章，似乎通篇都是达·芬奇密码，需要注释和破译。经过一番机械式的训练，学生都可以达到目无全牛的境界，成了标准的“庖丁”。阅读文章时本应有的情感体验，被严谨的解剖技术[注: 不论何种文化，技术都是异曲同工的词汇。它可以指物质，如机器、硬件或器皿，但它也可以包含更广的架构，如系统、组织方法和技巧。]所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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