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黄宗羲特别强调“行”的作用，指出“圣人教人只是一个行”，并在解说王阳明的“致良知”说时提出“致字即是行字”、“必以力行为功夫”的思想命题，从而将“致良知”导向“行良知”，即“良知的实践”。这反映了黄宗羲已超越宋明理学那种支离、空疏的学风而走向实用、实学的新境界，从而为其具有民主启蒙性质的政治哲学提供了一个哲学基础。
我认为，如果说王阳明、黄宗羲的时代是前启蒙时代的话，那么我们这个时代可称之为后启蒙时代。因为启蒙时代的任务是高扬人的主体性，摆脱政治专制与思想专制，彻底解放人性，进入民主政治。显然，这个启蒙任务我们还没有完成。毫无疑问，王阳明的“良知”学与黄宗羲的“民主”启蒙思想对于现代中国走向仁政爱民、民主民享的政治体制[注: 政治体制是指政权结构的组织形式及相关法律和制度，简称政体。政体一般指一个国家政府的组织结构和管理体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国家和地域，政治体制都不尽相同。]改革也是有借鉴作用的。我在十多年前提出了“民主仁学”论，主张建立“以民主仁爱为体，礼法科技为用”的新体新用新儒学，其思想的源头之一就是王阳明的“致良知”说和黄宗羲的“行良知”说以及“民主君客”论。总之，当下还不是所谓“后现代”时代，而是走向现代化、民主化的后启蒙时代，我们有必要高扬主体性、伸张民主理性，为促进中国社会的民主转型而进行理论的探索与创新。
（本报记者陈菁霞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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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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