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国学研究院创办于1925年初春，由吴宓出面组织，王国维[注: 王国维（1877～1927），中国历史学家，语言文字学家，文学家。字伯隅，又字静安，号观堂。浙江海宁人。1901年秋赴日留学。]、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应聘为导师，李济应聘为特别讲师(其后还有马衡、林宰平加入)。六人当中最年长的是梁启超，五十二岁；最年轻的是李济，二十九岁；再看其他人，王国维四十八岁，陈寅恪三十五岁，赵元任三十三岁，吴宓三十一岁。这些国学大师个个正值盛年。

清华国学研究院规模不大，活力却十分充沛。四位导师冠绝一时，王国维的甲骨文考证，梁启超的清代思想史、学术史，陈寅恪的中古史，赵元任的语言学，在当时均属不二之选。

王国维第一个告别清华国学研究院。1927年6月2日，端午节前两天，王国维投颐和园昆明湖自杀，留下遗书一封，“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遗书中的这十六个字颇费猜详。殉清乎？尸谏乎？因家变而死乎？悲观厌世乎？为求“思想之自由，精神之独立”而死乎？数说并存，群疑莫解。在那个年代，学者看不到精神出路，因此自寻短见，王国维固然是最突出的代表，但并非第一人，梁漱溟的父亲梁济便曾抢先数步，于1918年11月14日投北京积水潭自尽。

梁启超是学者，是报人，是作家，是政治家，他身上附丽的色彩十分驳杂。梁启超那支常带感情的魔笔启发过两三代人，他文思泉涌，不见枯涸，他理智风行，可化顽石。维新，保皇，排满，流质数变，最终拥护共和，“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昨日之我”，他与时俱进，自我更新，既是充满矛盾的人，又是解决矛盾的人。梁任公春风风人，化雨雨人，提携晚辈，尤其不遗余力。胡适称赞他为“可爱的长者”，徐志摩则以列于梁任公门墙之下为荣，都很能够说明问题。

陈寅恪的学问如何？吴宓与之交往半个世纪，最有发言权。在《空轩诗话》中，吴宓回忆自己与陈寅恪在哈佛大学的初次见面，这样写道：“当时即惊其博学，而服其卓识。驰书国内诸友，谓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今时阅十五六载，行历三洲，广交当世之士，吾仍坚持此言。且喜众人之同于吾言。”只要大傲哥钱钟书肯服气，这句话就能百分之百地成立。陈寅恪一生遭际悲辛，饱经忧患：祖父陈宝箴在湖南巡抚任上积极支持变法，百日维新失败后惨遭“革职，永不叙录”的严厉处分，这位四觉老人的自缢身亡也被坊间认定为慈禧太后[注: 孝钦显皇后（慈禧太后）（1835年11月29日－1908年11月15日，叶赫那拉氏，名杏贞[1]。慈禧出身于满洲镶蓝旗（后抬入满洲镶黄旗）一个官宦世家。]的“密旨”所致；父亲陈三立愤于日寇侦伺，绝食而死；兄长陈衡恪因寒湿侵身，英年早逝；至交王国维投水自尽，幽明永隔；再加上他的眼疾、足疾，乱世的颠沛流离，以书易炭，怀璧获罪。陈寅恪在“文革”时，助手被撤，牛奶被断，账户被封，高音喇叭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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