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维四，谦逊地回绝着人们对他“为中国音乐界作出巨大贡献”的褒奖，倒是想起自己与音乐的另一段“奇缘”。
1949年，19岁的谭维四还是湖南大学音乐系的大一新生，刚入校不足一个月的他，心思却根本不在音乐上。
“我学音乐不合适。我从小就是个‘驼子’，还是近视眼，戴眼镜，算是个‘瞎子’，上舞台扮相不好看。后来进了音乐系，发现自己还是个‘聋子’，耳朵听音也不准。”那时候，常年战争，国家满目疮痍，谭维四一门心思转学理工科，解放后参加国家建设。
“可是，那年头，极少有人能按自己的意愿来选择人生。”7月的一天，筹备中的湖北省文联来湖南大学招人才。谭维四被挑中，告别音乐系，和几位同学一起来到武汉，并最终跨入考古界。
“说到底是我和考古有缘，说到底又是我和音乐尘缘未尽，编钟复鸣算是为自己早夭的音乐生涯作了一点弥补。”谈及这些境遇，谭维四感慨万千。
然而，随着演奏场次的不断增加，编钟表面的黑色氧化膜渐渐被击去，黄白色的原铜露了出来，复制工作刻不容缓！1979年3月，湖北成立曾侯乙编钟复制研究组，谭维四自告奋勇当上了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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