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 孙武兵法初探序言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克劳塞维茨曾指出；战争不是神物，战争是发展的科学，余窃以为以兵圣孙武为代表的中国兵学思想文化无疑正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成果的杰出典范；同时又]面貌，无论是新中国成立前的社会史大论战及随后的《食货》派，抑或是建国后以注解“五种生产方式”为中心的社会史研究以及80年代后以材料和个案问题为研究转向的新趋势，虽在学理上无不是学术研究的补弊救偏，然就方法论而言均不免失之片面。该书则力避相关研究的不足，没有以春秋战国时期社会性质的讨论取代社会形态的研究，而是全方位多侧面地深入研究了这一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思想和社会结构的变迁，特别是关注了当时社会上大多数人的生活情况、思想观念及其发展变化，坚持将古代社会性质的抽绎总结建基于具体的历史实际。这种宏观与微观并重的鸟瞰式的整体研究，一改以往社会史撰述内容的简单枯燥，恢复了古代社会色彩斑斓的发展面貌。

 

    第二，着力长时段考察，于历史贯通中求变革。春秋战国之际是我国历史上的重大变革期，这是过去史家早已认识到的。清代学者王夫之在其名著《读通鉴论[注: 《读通鉴论》-《读通鉴论》《读通鉴论》是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有关古史评论的代表作之一。是王夫之毕其一生心血，从69岁开始动笔写作，在其逝世前才完成的一部史论。]》中就称之为“古今一大变革之会”，顾炎武在《日知录》中也特别指出春秋与战国礼俗的种种巨大差异。缘此，20世纪以来，研究这段历史的论著多对春秋和战国这两个时期的历史面貌进行断代研究。作为《夏商西周的社会变迁》接续的姊妹篇，《春秋战国的社会变迁》一改以往断代史的模式，以一种大历史的视角，将春秋战国作为一个上承夏商西周而来的完整历史阶段进行阐述，使得该书不仅具有“汉书体”的“横通”，又呈现出“史记体”的“纵通”，动态而系统地展现出了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变迁的历史脉络、相关内容的发展沿革以及前因后果，为中国上古社会史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

 

    第三，史料宏富，方法多样。大凡治中国上古史的学者都有一个共识，研究春秋战国史很难。因为不仅该时代比之前的夏商西周时期[注: 西周时期中国历史上继商朝之后的朝代 由周文王之子周武王姬发灭商后所建立。建都于宗周（今陕西省西安市西部），由于周朝后来将都城东迁洛邑（今河南洛阳）称东周，所以称这一时期的周朝为西周。]有了更为丰富的社会历史内容需要细究，而且春秋战国史料经过秦始皇“焚书”后残缺分散，顾炎武曾对春秋战国之际的史料有“史文阙轶，考古者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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