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一个民族最重要的记忆，我们这个民族非常尊敬历史、注重历史。我们有春秋大义，司马迁[注: 司马迁（约前145~前90年)，卒于公元前90年，55岁终。字子长，我国西汉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汉武帝时任郎中、太史令、中书令，]在牢里还能完成《史记》。历史对整个中华民族来说，是道德上、精神上非常重要的标杆。我觉得现在也是一个重要时刻，我们已经有条件把历史的真相还原。比如说我们的抗战史是多么重要的历史，是整个二十世纪中华民族抗击外族入侵。这么重要的一个历史，如果我们自己都说不清，我们也不能责怪日本人。我们自己先要把真正的历史写清楚。所以我觉得这次的会议可能也是一个起点。我的书可能也引起大家的一些注意，引起大家的探讨，希望从这里开始，我们至少在军事史方面、在抗战史方面，我希望能够有历史学家[注: 历史学家古希腊三大史学家是:希罗多德、修昔底德、色诺芬 以下是关于他们的详细介绍: 希罗多德他是古代伟大的历史学家，他被人们尊称为“历史之父”。]，跳出两党的观点，能够大家合作起来写一部放诸于世纪的信史。西方他们对于二战的采访，有好多纪录片。我们当然也做了，可是规模跟他们比起来还差的太远。我们也可以做很多这方面的事情。

    我稍微讲一讲从《台北人》到《父亲与民国》，这两本书中间隔了五十年。我讲讲这两个的关联，它的形成，讲讲我自己的心路历程。 

    《台北人》这本书当时我写的时候是怎么样的心情，可能要从这首诗讲起。我那时候引了刘禹锡的《乌衣巷》“朱雀桥旁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其实我那时候在大学里面已经念过一些唐诗，也念到刘禹锡的诗，对他金陵怀古的那几首诗也深有感触，但是我没有想到我在写《台北人》的时候，那是1965年，我在美国，我第一篇写的是《永远的尹雪艳》，我写第一篇的时候，突然间我觉得这首诗给我一种主题引导性的灵感。我这篇小说发表在我自己办的《现代文学》上，1965年。第一篇我就引了这首诗，后来有十四篇。现在回头想，那个时候诗里面的故事、意境、感触，大概那时候我已经有了概括性的、主题性的一种想法了。后来我写《台北人》的时候，诗的主题在引导我。这首诗是讲西晋东迁的历史，很多那个时候的大家，王导、谢安，晋朝的那些望族大家，从北边南迁，西晋东渡，到了现在的南京金陵那边，后来建立了东晋。那是中国汉族大迁徙，从北方到南京，这种历史给了我一些感触。我很喜欢一本经典著作刘义庆的《世说新语》，那里面记载了很多东晋的人，东渡以后对于从前洛阳、长安，对从前故都的怀念，所谓亲情堆砌在这些故事里面。

    那时我自己刚好经过1949年的大变动，我大概十几岁，刚刚有一点朦朦胧胧的感觉，天翻地覆的大变动。这种大迁徙、大变动，西晋从洛阳、长安迁到南京的经历，1949年国民政府从南京迁到台北，所以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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