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时候去过南京，秦淮河那些地方我都去过，这个也很有关系。我到过的地方，刚好历史上的转折给我有了一些历史的架构跟依附。当然，《台北人》的故事都是写大陆各地迁到台湾的那些人的命运，那些人的遭遇，他们的家国身世之感。我写这个的时候年纪还比较小，大概二十六七岁开始写的，写完不过三十一二岁。我那时候等于写我父亲他们那一辈的遭遇，小说里面都是一些中年以上的人，所以我是替我父辈写他们的沧桑。我是用文学的方式，不经意的把他们写出来，当然那里面是从上到下的阶级都有，所以我也看到迁徙到台湾去的那些人的命运，他们对家国思乡的那种乡愁，我都深有所感，所以《台北人》就这样一篇一篇写出来了。的确，历史占有很重要的成份。虽然那些故事大部分都是虚构的，小说的本质就是虚构，不是虚构就不是小说。所以它是虚构的，可是虚构的故事后面，如果不是写历史的事实的话，也是历史的感受。虽然在《台北人》里面有武昌起义，有五四运动，有抗日，还有国共内战。现在来想，这一切恐怕是从刘禹锡这首诗来的。所以传统的重要就在这个地方，唐诗、宋词是当时我们这个民族最高成就之一，唐诗也是我精神的食粮，很重要的精神食粮。所以刘禹锡的七绝让我产生很大的灵感。

    时隔五十年，我写了我父亲的身影集，把它编著出来的时候，回头看看，两本书互相的照应，自己想想也不可思议。我年轻的时候恐怕写不出来，我那时候写文学，是一种感性，而现在是很多的理性在里面。我有一个朋友，聂光远先生，他在戏曲界很有地位。他看完这本书，他说你的《台北人》是用文学写历史沧桑，《父亲与民国》是用历史写历史的沧桑。我想他讲的很对。刘禹锡的一首诗“人生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我认为中国文学最高的境界可能就在写这些历史沧桑，杜甫的《秋兴八首》恐怕是唐诗的高峰。所以我们的确是一个非常看重历史的民族，现在回头看看，历史对我有这么大的影响也不奇怪。

    我之所以做昆曲，缘于我们作为中华民族一分子，我们都有失落感。我形容整个民族二十世纪失魂落魄，因为我们的文化衰微。我们看到西方的音乐、西方的绘画、西方的舞蹈，他们的兴盛，我们当然也欣赏了，但心里面总有一点隐痛，怎么我们的东西没有这样。他们有世界的发言权，他们说好就是好，他们说不好就是不好。当然我也去听贝多芬，我对西方文化由衷的敬佩，他们的成就太伟大了。但是我们自己的文化，一直处于这么衰微的地位，我非常的失落，焦虑，而且很不舒服。我们汉唐的时候，宋朝的时候，甚至于[注: 甚至于 拼音： 解释： 1.犹甚而至于。-shenzhiyu]明朝的时候，我们那时候没有比他们低，有时候还比他们高。他们在黑暗时期的时候，而我们是最精致瓷器拿来喝茶的。是不是有一天我们大汉天声，有这样的梦想。我们的二十世纪，内忧外患太多，的确不宜于文化的建设。二十一世纪来了，希望不要再有战乱，不要再有动乱，在和平时代的时候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