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明言中华文化始于饮食，但西方近代才有人认识到吃跟文化有些关系。

    元代笑话说，吝啬鬼在市卖的烧鸭上抓了一把，回家吮几个手指就“下饭”几碗。张光直先生断言，中餐的本质在于饭（初指干涩的蒸粟米）、“菜”(前期为羹)分野。饭连人体必需的咸味都没有，菜则专管提供美味；饭菜交替入口的反衬会导致华人“味”的启蒙。

    哲人老子拿“五味”指代佳肴；孙子清醒认识到“味之数不过五”，又糊涂地说“五味之变不可胜尝”。“味”是由舌的简单味觉跟鼻的复杂嗅觉（smell，古汉语“臭”）合成的，捏住鼻子吃鱼腥气全无。嗅觉不仅显性地外向，更隐性地内向，真正跟舌感结合的是从来未被发现“倒流嗅觉”，“味”的极其难知缘于吃的器官“口”结构微妙，舌鼻在其中是联通的。

    “味”的演进很像哲学之“道”，起先只有“甘”（delicious，字形为口中含“一”），后来一分为二而为华人特有的鲜（舌感，不离水，属阴）、香（鼻感，不离火，属阳）二元价值标准；两者都经历过漫长的形成过程，又合二为一而为“味道”（章太炎考定为近代名词）。唱腔等难以言传的物事常代之以“味”， 可说“道可道，是味道”。WWw.LsQN.Cn

    以上观点是饮食文化探索者高成鸢新著的内容，此书繁体本不久前由香港三联书店出版，书名《从饥饿出发：华人饮食与文化》。何炳棣先生用古花粉考定，肉食阶段华夏先民遭遇的黄土地带较少密林大兽（《韩非子》说用火之初曾以蚌蛤充饥，《淮南子》说神农之前还曾“茹草”），只宜于种粟，很早就实现了没有“游耕”及农牧互补的独特定居。该书补充两点：1，保护收成免受掠夺全靠势众，这导致“繁生聚居→生态破坏→饥馑夭亡”的循环；2，纯农定居的关键是对粪便被迫[注: 被迫 拼音： 解释： 1. 受外界迫使。如：敌人被迫放下武器。-beipo]转憎为爱，粪（意为废物，包括大量谷糠）通过养猪变为肥料，并获得白捡的肉。老人为聚居核心，孟子说七十者必须食肉，所以家字从猪。

    粟的致熟逼出陶器鬲、甑的发明，从煮粥改进到蒸“饭”。异于西方的火烤，煮蒸以水为前提。远古肉料珍贵，烹羹时用植物填充，前者的腥臊膻（西人迄无认识）跟后者的芬芳，在水溶液中发生分子反应而创生美味，所以林语堂[注: 林语堂，福建龙溪(漳州)人，1895年10月10日出生，1976年3月26日逝世。中国现当代著名文学家，原名和乐，改名玉堂、语堂，笔名毛驴、宰予、岂青等。]断言西人不懂“调和”。中餐的漫长演进中，水、火（热）关系曾有三次飞跃：煮的平衡（不断蒸发）→蒸的交融（化汽）→炒的直接冲突。华人独有的炒，在洋食客目眩心惊中变幻出鲜香兼备的美味。

    吃是人类首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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