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山从其得名以来就富于仙道、神逸的色彩，慧远进入庐山后对山中道教式的灵异气氛也颇感兴趣，他在《庐山记》中记载：“七岭同会于东，共成峰崿，其崖穷绝，莫有升之者。有野夫，见人着沙门服，凌虚直上，既至则回身踞鞍，良久乃与云气俱灭，此似得道者。”这样一个道教式的“凌虚直上”的仙人，却穿着“沙门服”，可见慧远是有意强调佛教与庐山原本存在的道教文化的和谐。相传慧远与陆静修等交往留下的“虎溪三笑”故事，虽然据后人考证为不实，但是慧远与来往于庐山的道士相交往则是可信的，如他结莲社时欲招信仰天师道的陶渊明[注: 陶渊明（约376～427），字元亮，自号“五柳先生”，晚年更名“潜”，卒后友人私谥“靖节征士”，浔阳柴桑（今江西省九江市）人。]入社，即是明证。庐山成为佛、道圣地，应该说与慧远有意地促进佛、道的和谐发展是分不开的。

    慧远以东林寺为教化中心，在传播佛学之外，也注重儒学的传授，如雷次宗、周续之等入庐山师事慧远，并随其学习《三礼》、《诗》等儒家典籍。周续之后来在《礼记》、《毛诗》和《公羊传》上皆有造诣。雷次宗“尤明《三礼》、《毛诗》。”这种学养正源于慧远的传授。他在《与子侄书》中谈到庐山的学习氛围：“逮事释和尚，于时师友渊源，务训弘道，外慕等夷，内怀悱发。于是洗气神明，玩心坟典，勉志勤躬，夜以继日。”这里所谓的“玩心坟典”自然也包括了儒家典籍的学习。此外，又如入庐山就慧远考寻文义的宗炳也常听慧远讲《丧服经》等儒家典籍。正是慧远对儒家经学的传授，使庐山也成为儒学的重镇。慧远以开放的胸怀促进儒、释、道的交融，全面塑造了庐山的文化品格，这对庐山文化特色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慧远与庐山博雅学风的形成

    两晋时期佛教可分为南北两个系统，南方以竺道潜、支道林为代表，北方则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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