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僧传》载慧远进入庐山后，慧永谓江州刺史桓伊曰：“‘远公方当弘道，今徒属已广，而来者方多。贫道所栖褊狭，不足相处，如何？’桓乃为远复于山东更立房殿，即东林是也。”东林寺建于太元十一年[注: 邱永传，集词曲后期为一身的唱作型歌手。其独特的风格 沙哑的嗓音，在世风日下歌曲泛滥的时代，更是尤为的突出其不俗的独具一格。]（386年），可见慧远入山不久其影响力已显现出来，追随者的数量也有很大的增长，《高僧传·慧持传》云：“庐山徒属，莫匪英秀，往反三千。”追随者的庞大更增加了学风建设的必要性。慧远注重培养弟子博通的学养，如《高僧传》记载僧济：“晋太元中来入庐山，从远公受学，大小诸经及世典书数，皆游炼心抱，贯其深要。”正是在慧远的影响下，北方注重博学的学风在庐山得到了继承。出于传播佛教的目的，慧远还经常派遣弟子到各地讲学，如《高僧传》载道祖“后还京师瓦官寺讲说，桓玄每往观听。’”而其他大量以“游学”方式到庐山问道者其流动性更大，他们到各地去宣传佛法也进一步扩大了庐山博综学风在当时的影响，对改变东晋中后期学风有重要的意义。

    在继承博通学风的基础上，慧远也有意识地吸收、融合南方的学风。慧远少时本善《庄》、《老》，其为学风格也颇有玄学的特点，《高僧传》谓慧远“道业贞华，风才秀发。”“席上谈吐，精义简要。”可以想见慧远的学问特点。因此，在博通的学养基础上，慧远还注重培养弟子的清雅之风。《高僧传》载昙诜“清雅有风则”，这其实可以用来概括慧远及其弟子群的典型特征。“清雅”往往是学养与颖悟力相结合而成的，既有博通的学养，又富有思想敏锐的色彩，这是东晋时期一般的玄学士人所不具备的。因此在慧远影响下庐山博雅学风的建设，对提高庐山的文化品格是有重要意义的。

慧远与庐山文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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