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有私心,总给自己分的粥最多;更换了分粥人后,却并没有彻底改变那种谁“掌勺”谁就多得的局面;再改由一人分粥另一人监督,这种办法施行不久,分粥人与监督人便从权力制约走向了“权力合作”……后来,大家商议,7人轮流值日,但分粥的人必须最后领粥。这个办法终于解决了公平分粥的难题。
在现实生活中,有很多像“分粥”这样的道义难题需要集社会智慧去解决。比如,一位医生或一家医院遇到一贫如洗的求医者,该不该收治?救治到什么程度?如果救治,费用全由医生或医院承担,这样的事例经常出现,医方肯定无法承受。如果因此而谴责医方,显然有失公平。如果拒绝救治,患者病情恶化,又极不人道。按照医德观念,医方应当发扬职业道德精神,不计利益地“救死扶伤”,毕竟与救命须及时相比,医药费用问题的紧迫性并不在同一个层次上,还可能有时间、有办法得到解决。但是,如果每次总是牺牲一方的利益以保全另一方利益,这种做法就不合道义了。以此来看我国政府大力推行的全民医保制度,它不仅是一项医疗制度创新的惠民工程,更是一种解决医患道义矛盾的智慧方法。
行德离不开智慧。个人行德的智慧是对世事不偏不倚的合宜处置。所谓合宜,或如亚里士多德所告诫的,就是要把守“中道”。什么是中道呢?就德性而言,自信是骄傲和自卑的中道,义愤则是易怒和麻木的中道;就德行而言,勇敢是鲁莽和怯懦的中道,而大方则是奢侈和吝啬的中道……不仅个人行德要有智慧,社会和国家行德也要有智慧。社会和国家行德的智慧就是要找到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机制,并能有效地保障这种机制良性运行。一个社会或国家,如果没有这样的行德智慧,即便增加了社会财富也不能增加人们的幸福感;如果没有这样的行德智慧,行德的人既得不到物质上的“好报”,也得不到舆论上的“好评”,就会导致荣辱不分,善恶不辨,是非无度,也就谈不上社会的和谐有序了。
如果说一个人成才要有“智商”,那么一个人成人不仅要有智商还要有“德商”;如果说一个社会富裕需要“才智”,那么一个社会幸福不仅需要才智还需要“德智”。唯有匹配了智慧的善心和善行才能必然地结出善果。(作者系安徽师范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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