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这一点，我们也就能理解为什么文集中收括的二十一篇文章虽然完成于作者学术生涯的不同阶段，且具体写作缘起与关切点各有不同，最后却能以“学术生态”为主题，毫无窒碍地归入到同一框架之中。事实上，文集的读者完全可以通过《社科院的自我理由》、《清华国学与域外汉学》、《中国大陆学术出版的现状》等一篇篇文章，掌握作者异常丰富、且其中的转折每每与学界新知识增长点的形成相呼应的个人履历：80年代至今，刘东先后供职于中国社科院外文所、北京大学比较文学所和清华大学国学院；他曾担任“走向未来”、“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的编委，而后又策划、创办了“海外中国研究”、“人文与社会”译丛，以及《中国学术》杂志。唯有以这样的经历为基础，他才能如此自信地去讨论中国学术界中一个个形态各异的“小生态圈”，借助内部的体会与外部的纵横比较，扬其所长，更直陈其短。文集中多有珍贵的一手材料，而那种作为“当事人”的焦虑，尤具感染力。与刘东多重学术身份互为因果的，则是其在国学、美学、比较文学、国际汉学、政治哲学和教育研究等多个领域的造诣：“服膺‘君子不器’之古训”的作者相信，面对“无情割裂人格的现代分工”，为学者更需在“博古与通今、外域与本土之间，学问与阅历、专攻与通识之间”努力寻找平衡；一旦“借着‘敬业’的话头，硬给自己划一小块知识领地”，就只会让“‘志业’沦为求学的‘业障’”。换言之，如果读者愿意将生动切实的现场感，庞大的论证量与自由挥洒的运思方式视作此书除“现实性”之外的另一些突出优点的话，那么，就不应当忘记，它们正是作者不断与“专业化”这一现代性“污染”进行对抗的结果。

    当然，作者与现代学术生态“污染”的对抗，还更直观地体现为其在文集中提出的各种“治理方案”。例如，“通识教育”在当代中国已经成为一个人人都在说、其具体内涵却始终模糊不清的时髦概念。而在《诸神与通识》一文中，作者追溯了一个多世纪以来，传统中原本便推崇博雅的中国文化[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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