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亦叫华夏文化、华夏文明，即汉族文化，汉文化。且流传年代久远，地域甚广，以文化圈概念亦被称为“汉文化圈”。中国文化不但对韩国、日本，]是如何比照着想象中的西方“翻来还又覆去”地改造和虚耗自身；人们直到今天仍深信西方掌握了唯一正解，而浑不知后者的“通识教育”同样已经陷入危机，甚至根本就不曾完美过。借助一种更为开阔的文化视野，作者不仅点破了这其中的思想陷阱，还巧妙地化用和发挥了罗尔斯正义学说中的“重叠共识”理念，重新界定了“通识”的内涵与实现程序：“需要在持续的文明对话中，经由艰苦而平等的商量与研讨，共同制订出多元一体的、全球化时代的人类通识，那通识必须建立在各民族的国学（包括西学）之上，而保证它们既相互重叠、又各有侧重——而且，那相互重叠的核心部分，必须具有足够的确定性，以确保人类的和平共处，那各有侧重的部分，又必须具有足够的浓度，以确保每一种宝贵文化的原生态与生命力。”文集中对“国学”、“汉学”研究之宗旨的重申，以及对二者最终实现“内外互动”的畅想，其实都可以视作上述“对话”思路的分支。而如果说，在谈到这类远景规划时，本书的文字总是能传达给读者一种浓重的理想主义情怀，那么，面对迫在眉睫的应试教育、文理分科改革等问题，作者给出的应对策略则显得颇为 “低调”。他拒绝喊出那些很容易博取民众喝彩的廉价口号。文集中多次指出，任何制度都不可能完美，相较于推倒一切、缺乏远期规划的激烈变革，在已有的有限空间中的不断调适要更为可靠。当然，必须强调，对“不完美”的这种妥协是有底线的，改革者与批评者也始终不应忘记“营造和保障更加公正、自由、开放的思想生长环境”这一终极目的。

 

    可惜，如作者本人在文集中也已指出的，在过去二、三十年间，他与其他一些同行发出的这类声音鲜有被认真倾听。甚至，今天回过头来再看，不少事情正在朝其当年所预料的“最坏”的方向发展。这或许也让《我们的学术生态》的阅读变得更加沉重。但无论如何，喜欢朱可夫胜过巴顿的作者还在继续负重前进；而此书敲响的这一声警钟，也总还有可能在更多为学者、育人者人心中触发一丝回音。最重要的是，倘若河清终还可俟，那必然也只能是所有志洁者付出类似努力的结果。

责任编辑: 林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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