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打倒李何林主义”

    1958年是大跃进的一年，左倾思潮和浮夸风同时发生。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错误口号下，一切都“大办”，越出了常轨。教育领域中发生了“拔白旗”运动这一严重违反教育规律的事例。当时，河北省委领导（时天津归河北省管）这一运动的张承先事后反思说：“在红专大辩论中搞插红旗，拔白旗，实际上形成了对一些持不同意见的老师的围攻，严重伤害了他们的感情，这对教育工作是致命的。”

    我是这一运动的见证者，也是受害者。这一年暑假被称为“共产主义暑假”，没有放假，师生除参加各种劳动外，就是批判授课教师。大字报铺天盖地。那时是不要教师的年代，把教学中的一切都归之于两条路线的斗争。大字报必须上纲上线，冠以“资产阶级”、“封建思想”或者称“修正主义”的帽子。中文系教师曾给大一同学开出《四部备要》、《艺概》、《四部丛刊》等38件古典文学的必读和参考书目。还有一位教师对学生说：“要搞学问就要大量地读书，多看古书自然会学好……”还以鲁迅、闻一多[注: 闻一多 (1899-1946)，生于湖北黄冈浠水。家传渊源，自幼爱好古典诗词和美术，原名闻家骅，又名多、亦多、一多，字友三、友山。]为例，鼓励同学说：“多接触古文脑子就会特别清醒，搞起研究也就会有成就。”这些都被指为“厚古薄今，脱离实际，脱离政治”。中文系党总支委员会指出：“继续深入思想革命，彻底搞臭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教育思想和治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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