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前，我曾写过一篇题为《认清中国古代非西方历史发展道路的特色》的短文，文章字数不多，却观点鲜明，就是不赞成所谓“五种社会形态”说，不赞成中国经历了所谓奴隶社会。我自信我的这个论点是建立在实证基础之上的，因为从先秦、秦汉的社会结构来看，无论是商代的“众人”，还是西周、春秋时期[注: 春秋时期（前770年—前476年）或称春秋时代，简称春秋。东周的一个时期，春秋时期的得名，是因孔子修订《春秋》而得名。这部书记载了从鲁隐公元年（前722年）到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的历史。]的庶人，以至战国、秦汉时期的编户小农，这些作为社会生产的主要承担者，都不是什么奴隶。我并且指出，由于这个史实，已使得在从事古史研究的学者中，仍旧坚持中国经历过一个奴隶社会的人是越来越少了。

    文章在《历史研究》发表后，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也引来一些人的批评。wwW.LsQN.cn一位从事世界史研究的学者结合我以后发表的类似观点的文章，批评我把“西方”与“东方”对立起来，是一种“臆造”，违反了历史唯物主义，是“历史虚无主义”，等等。这种没有事实根据的批评当然不能令我接受，但却使我意识到自己今后应更多地关注中西历史文化的对比，尤其要从这两种文明各自产生的源头上去弄清何以中国古代自原始社会以后就走上了与西方不同的历史发展道路。我感到这是问题的关键。

    刚好我在这个时候接到了一个“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和形成研究”的课题，属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责任的重大促使我重新开展对马克思主义国家起源与形成理论的学习。使我感到格外心明眼亮的是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提出的古代社会统治与奴役关系产生的两种不同路径的论述。这篇文章我以前也读过，但未如此次留心。我注意到其前一条为多数国家和地区所走过的路径，就是原始共同体内部的上层职事人员，因其管理权力的膨胀与“独立化”倾向，致其由原来的“社会公仆”转化为“社会的主人”，并结成为一个与普通下层民众相对立的统治者阶级，从而使社会实现由原始公社向国家的过渡。另一条即是一般教科书描述的古希腊罗马奴隶制及奴隶制国家[注: 奴隶制国家是人类历史上出现最早的国家类型。在公元前40世纪星城的埃及王国，公元前30世纪在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于形成的苏美尔、巴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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