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亚述国家，]产生的路径，即原始公社内一些富裕起来的家族，在社会生产力水平达到人的劳动力所生产的东西超过了维持劳动力所需的前提下，通过强迫使用战争中抓来的外族战俘的劳动，来获取他们所生产的剩余价值，从而导致奴隶、奴隶制和奴隶制国家的出现。可以看出，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统治与奴役关系产生的路径：前一种统治与奴役关系产生在原始共同体的内部，那些作为统治者的王公贵族，与被他们统治与剥削的下层民众，都是由一个具有共同血缘关系的原始共同体中分化而来；另一种统治与奴役关系即奴隶制关系则建立在对本共同体以外的成员（外族俘虏）进行剥削压迫的基础之上。如果说这两种不同的统治与奴役关系体现了两种不同的文明的本质特征，并且也导致了它们今后不同的发展路径（恩格斯说：“没有奴隶制，就没有希腊国家，就没有希腊的艺术和科学；没有奴隶制，就没有罗马帝国[注: 罗马帝国（前27年—476年）,962年 ,德意志国王、萨克森王 朝的奥托一世在罗马由教皇约翰十二世加冕称帝（962～973在位），成为罗马的监护人和罗马天主教世界的最高统治者。]。没有希腊文化和罗马帝国所奠定的基础，就没有现代的欧洲。”）的话，那么恩格斯的两种不同统治与奴役关系产生的论述，足以展现我国古代文明自其产生以来就是走的与古希腊罗马乃至整个欧洲不同的发展道路。

 

    我赞成恩格斯的如上分析，当然也有着对于中国早期国家与文明产生的实际考察作依据。在那之前，我就对学术界热烈进行的夏文化讨论给予过关注，但与多数学者意见不同的是，我相信过去王国维、杨向奎等前辈提出的夏后氏居于古河济之间的说法，认为夏的前期应活动在今豫东鲁西一带。我为此而写了一些补充论证的文章，表明文献、考古资料均可对此提供支持。更重要的是，我发现文献记载的禹治洪水的地域也在这一带，这使我不由得将我国第一个早期国家夏的产生与禹治洪水的事迹联系起来。古河济之间地势低洼，自是极易发生洪水的地方。今天那一带发现有不少古城，包括文献所记载的春秋卫都下面压着的夏前期的都城，还有许多称作“某丘”的人所居住的高地，便是当年先民留下的抵御洪水的遗迹。凡此，均表明禹治洪水是可以信以为实的。过去疑古派认为禹治洪水不过是一种神话，禹亦是神话中人物，此说法亦为近年发现的西周中期的铜器豳公须铭文所破除。总结上面这些线索，可知禹正是在领导这一地区众多部族治理洪水的过程中，通过集中使用各部族的人力物力而使自己的权力逐渐凌驾于各部族之上的。由于禹（包括他的父亲鲧）原本只是尧舜禹部族联盟的职事人员，因而也可以说，正是这样一项伟大的治水工程，才使禹由原来的“社会公仆”一变而成为“社会的主人”，也就是夏代国家的君主的。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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