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料的发现，于史学研究的影响不言而喻，甚至可能会对传统研究视角和研究范式有所突破。贵州清水江文书的发现，至少可以从以下六个方面对推动史学研究提供新的研究维度：

    一是民族史。自民国以来，中国民族史深受中国通史研究范式的影响，体例上或按历史朝代、历史分期排列书写，在各历史时期分析各族群的交往历史；或按族群分别章节，从起源叙述到演变、消亡，并讨论其各个支系的变迁。其资料来源以汉文献典籍为主。换句话说，中国民族史研究范式一方面以汉文献记载为主要素材，另一方面按照中国通史范式编撰，缺乏真正意义上的“民族”主体性叙事和书写。以往的中国民族史研究范式是建立在汉文化（字）基础上的，少数民族[注: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指得是多民族国家中人数最多的民族以外的民族。新中国成立后，通过识别并经中央政府确认的民族共有５６个。]史观、少数民族叙事方式很少在其中得到体现，少数民族史料也大多不是民族史的主体内容和依据。与此同时，无论是民族“总史”还是族别史，皆着眼于民族间的差异性。清水江苗、侗文书的发现，不仅可以将多民族置于同一社会历史世界中考察，推动民族史中多族共通、共同、共存的民族史研究——这正是当前中国民族史缺乏关注和研究的重要缺失之处——而且在民族主体性史观、叙事和书写方面均得到充分而必要的体现。wWW.LSQn.Cn

    二是文明史。农业文明、游牧文明和海洋文明等文明类型已得到学界甚夥且深入的研究。我国山地面积多达650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土地面积[注: 简介土地面积亦称宗地面积，是指一宗地权属界址线范围内的土地面积。 详细信息一宗地权属界线范围内的面积。因此，土地权属界址一旦确定，土地面积亦随之确定。]的67.7%；2300多个县级行政单位中，有1500多个是山区县（市、区）；全国55个少数民族中，有50个主要繁衍生息于山区；山区人口占全国人口的一半以上，农业人口的78%左右。据以上所列数据，是否可以断定存在“山地文明”？是什么原因除了地理学研究山地外，其他学科很少关注山地文明？毕竟，清水江文书是山地经济的产物，是山地文明的集中体现之一。以清水江文书文献资料为出发点，一方面可以解读考释文本的经济、文化因素，另一方面能考察文书背后的经济、文化活动。清水江文书的发现，既呈现山地民族对山、地的独特认知，也展示了他们对山地经济的经营及其智慧，体现出与农业、游牧和海洋等文明迥异的一套文明形态。

    三是家庭史。就文献资料视角的中外家庭史研究来说，或以正史、方志、笔记、家谱等文本资料爬梳见长，多从“编写撰作”文本梳理家庭发展演变历史；或以少数民族婚姻习俗关系中整理家庭史，缺乏从归户性出发的大量家庭所藏文书来研究，也就是说鲜少从家庭内部“自我生成”的文书展开研究。清水江流域苗、侗家庭收藏几份、几十份，甚至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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