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是文书史。自近代甲骨文、简帛文献发现以来，甲骨学、敦煌学、简牍学纷纷确立，尤其是敦煌文书、徽州文书等文书材料的新发现，继之创立相关学科或研究领域，总结性的“中国文书史”提上议事日程。然而在清水江文书未大量面世以前，发现的文书以唐宋元明为主要特色和价值。清水江文书的发现，承接此前文书统续，连接清代、民国及新中国成立初期，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文书史”抑或“中国文书发现史”对中国学术发展的意义更加凸显出来。展开清水江文书的进一步研究，对全面把握“中国文书史”具有不可或缺的学术价值和学理意义。

    五是区域史。清水江文书的发现，最基础和最根本的意义体现在区域史构建方面。一般认为，雍正四年（1726年）“开辟苗疆”之后，清水江流域才渐次纳入中央王朝的统治范围。此前有关该地区的记载语焉不详，且多有讹误。大量清水江文书的发现，为我们正确了解当地的历史、社会、经济、民族等情况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多民族共生共融的社会历史文化特点，体现的是构筑和贯穿清水江流域文明发展史的历史性根基，是多民族长期磨合和共同开发的结果。继黄河、长江、珠江等流域得到广泛深入研究之后，清水江流域独特的区域史考察，因文书的发现，将可能开辟一条独具特色的研究路径。

    六是人类学视角。同质性大，是初涉文书者的体会，甚至是对文书的一种普遍印象，以致有人主张不必搜集整理出版相似性、“重复性”如此众多的文书，从而否认（事实上是认识不足）清水江文书的重要价值和学术意义。殊不知，因为清水江文书归户性极强的特点，使治文书者可以按图索骥回到文书的社会环境和文化土壤，回到“历史现场”，探索每份文书背后活生生的“故事”。从人类学“诗学”的角度叙写清水江流域，历史的场景、家庭（族）的兴衰、社会的结构、经济的沉浮等区域文明样态将一一呈现于人们眼前。

    （作者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清水江文书整理与研究”和年度项目“近500年清水江流域文明发展史研究”课题组成员，分别为贵州大学副教授、贵州省委党校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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