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轲”的出场，充满了华丽与戏谑，充满了真诚与荒谬，也充满了庄重与讥讽。他击碎了中国两千多年来高居庙堂、堂皇浩汤的审美之维，努力贴近大地歌哭，呼唤“诗”的野性与梦想，并回归“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的春秋风雅与礼乐情怀。

　　今天重谈话剧《我们的荆轲》似乎是一种冒险。经历了莫言获奖，文本的结构和解构、舞台的重读与再塑，似乎很难不掉进过度阐释的陷阱，也很难不走入唯历史论的桎梏。从温暖的剧场冲进呼啸的寒风中，这个两千多年前的故事，不禁让我想起波德莱尔在《天鹅》中曾经重复过的那句话：“一切对于我都变成了寓言”，想起本雅明对波德莱尔所做的那个热情洋溢的评价：“他的诗照耀着第二帝国[注: 定义 拿破仑三世建立的帝国。史称第二帝国，以别于拿 破仑一世建立的法兰西帝国(1804～1814)。 简介 　　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总统路易·拿破仑·波拿巴（见 拿破仑三世）于1851年12月2日发动政-]的天空，像一颗没有氛围的星。”

　　毫无疑问，在这部话剧里，“荆轲”寻找的是一种“将一切变为寓言”的历史性观众，“荆轲”的“刺秦”注定是一场“没有氛围”的行动。从第一幕“成义”开始，荆轲在众人的讥讽中摇摇晃晃的亮相，到最后一幕“刺秦”结束，他在一片光芒中发出“我们历史上见”的慷慨誓言；从他所患的滑稽可笑的现代病症——失眠，到高渐离献上更滑稽更可笑的祖传秘方——“猫头鹰脑袋七只，文火焙干，研成粉末，用雄黄酒睡前冲服”；从他立场坚定一心求取“成就一世功名”，到处心积虑因“断袖”而功败垂成……“荆轲”的每一次亮相，都是一场意味深长的好戏，带有一种精心策划的亦庄亦谐的色彩。WWw.lSqn.Cn

　　在这里，现象的过剩、意指的隐晦、语义的重复，与其说是造成了某种表达的令人眼花缭乱的可能，不如说造就了思想的悬置和价值的阻滞。“荆轲”的出场，充满了华丽与戏谑，充满了真诚与荒谬，也充满了庄重与讥讽。他击碎了中国两千多年来高居庙堂、堂皇浩汤的审美之维，努力贴近大地歌哭，呼唤“诗”的野性与梦想，并回归“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的春秋风雅与礼乐情怀。“荆轲”似乎在暗示我们，他并不打算在集体经验的积聚中谈论历史，而是试图用种种零散的、碎片的、潜伏的、穿越的可能维系历史的存在。在这个视角中，历史成为一个新的寓言。

　　我以为，值得称道的，恰恰是这样一个“荆轲”，还原了历史的复杂性。《战国策·燕策》和《史记·刺客列传·荆轲》都曾记载“荆轲刺秦王[注: 荆轲刺秦王 荆轲刺秦王，发生于秦始皇统一六国时期，因燕国不愿甘受秦国侵略，而派刺客荆轲对秦始皇进行刺杀的历史事件；《荆轲刺秦王》是根据历史事件改编的同名电影。]”的故事，情节生动紧张，曲调慷慨激昂。在历史的记载中，荆轲因“刺秦”而存在，也因“刺秦”而流芳千古，左思盛赞他“虽无壮士节”，“重之若千钧”；贾岛也赞誉他“易水流得尽，荆卿名不消。”然而，事实上，正如后人评价，放在荆轲墓碑前的，不光是美丽的鲜花，还有带刺的荆棘。司马光认为荆轲“欲以尺八匕首强燕而弱秦，不亦愚乎！”扬雄甚至直言：“若荆轲，君子盗诸。”毫不隐讳地斥之为“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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