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胡适对头吴宓：几十年间与新文学派做对头 |
 |
时间：2013-03-11 13:36:13 来源：不详
|
|
|
上颇有如入无人之境的自信。校方还要求吴宓陪座。吴宓不愿意为胡适捧场，便一个人跑到中央公园看了半天报纸。其实，胡适未必知道吴宓对他是这样一种心情。当时学界内外，“我的朋友胡适之”是寻常言语，独吴雨僧不仅不肯与胡适之为友，亦憎恶自己友朋成为“胡适之的朋友”。贺麟、曹葆华、李健吾本来都是他的得意弟子，但是这些人要在文化学术界立足，也不能不和胡适发生关系。吴宓就有些想不开。他在1937年5月19日写道：“念生平受宓恩惠提携，或所谓志同道合之友生，相率叛我弃我而归于敌方，尤其稍得胡适之沾溉者，则离绝我唯恐不速不坚（《吴宓日记》第6册）。
如果说吴宓先生在维护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也沾染了中国的封建思想，视学生为部属，可能并不过分。他在办《大公报》文学副刊时，就曾经为一篇稿子的争执和助手浦江清动起手来，这要放在胡适，是不可想像的事情。几年前，我访问张政琅先生，他回忆当年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读书，因为考证出《封神榜》的作者是陆西星，胡适专门写信给这位学生称“感谢你的指示”。他对曾经有过学术交往的晚辈周汝昌、王方宇等人也有这样的表示。这样的风度吴宓就没有。我们今天客观评价吴宓先生维护传统文化的功劳和他特立独行性格的意义，也不必重犯“为尊者讳”的错误。只是，这样一个真实的吴宓，确实是连他的错误也包含着可爱。
在吴宓和胡适的心理对抗中，吴宓一直处于下风。弱者的心情不会好；偶尔得到一点鼓励，吴宓也会喜出望外。1940年4月27日，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吴宓从图书馆看见日伪统治下的北京《新民报》刊登了一篇文章，驳斥胡适的新文学，夸赞吴宓和梁实秋的“新人文主义”。这位作者叫王荫南，还在吴宓主编《大公报》“文副”的时候，他就发表过坚持抗战的文艺作品。王荫南在北京办报纸，宣传中国文化，宣传抗日，终于在1944年被日本侵略者杀害，是一位爱国志士。对于几十年多蒙“反动”之名的吴宓来说，王荫南烈士是他一个难得的安慰。
吴宓“梦在北平文会中，与胡适等辩论”
吴宓在西南联合大学时期，对胡适还是耿耿于怀，因为胡适也在为抗日战争奔波，不能骂他卖国，但是，以吴宓之见，还是认为新文学运动给中华民族带来的是灾难。
以吴宓先生而论，他对胡适的理解就不如胡适对他的理解。他对胡适的意见、偏见甚至仇恨不仅表现在文章中，落实在行动上，甚至还氤氲在梦境里。1946年，胡适已经当了北京大学校长，吴宓没有随西南联大的大队人马“北返”，而是永远离开了曾经情牵梦绕的水木清华，到了武汉大学；主要的原因还是要离开“新文学派”即“胡适派”的势力范围。这年10月22日，吴宓“梦在北平文会中，与胡适等辩论”。他的梦胡适不可能知道，而且，胡适从当北京大学校长，以后又被抬出来竞选“总统”，在中国社会的影响超出了文化学术界。吴宓则依然是一个教授，而且，这时候比起当年主持清华国学研究院，主持《大公报》“文副”，已经是每况愈下。
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吴宓和胡适又见了一面。这是1948年的10月4日，胡适和李济到武汉大学来。这时候的吴宓，似乎没有想回避。在1948年秋天的环境下，“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他们没有再为新旧文学争论的情绪了。这一天，他们喝酒甚多。胡适和李济对吴宓，完全是老朋友的热络。胡适还和吴宓叙起年庚，又谈《红楼梦》，这是吴宓喜欢的话题，倘若以前拿这话题作媒介，想吴宓定不至于和胡适在梦中也见不得的。胡适这天还在大礼堂演讲，谈的是西方和苏联两种世界两种文化。作为胡适，这时候讲的是文化，又是政治，他已经“做了过河卒子，只有拼命向前”；而吴宓，平生第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