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讲过两轮课后，汤一介将“魏晋玄学与佛教、道教”一课写成《郭象与魏晋玄学》，他尝试把哲学的比较方法运用于中国哲学的研究领域，在方法、观念上进行了一系列“突围”。

　　接着，他又将《早期道教史》一课修改成《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大胆提出要肯定“宗教”和“非理性”对人类社会生活的意义。这些探讨，均是在此前的道教研究中很少讨论到的。

　　在心灵滞塞、头脑僵固尚未消除的时候，汤一介首先想到要找寻新方法，提出新见解，走出哲学研究的困境。这种荡涤陈规的突围意识，一直伴随他日后的哲学研究之路。

　　中国文化书院推动“文化热”

　　季羡林先生曾说：“对中国文化书院的回忆，我却只有甜蜜，只有兴奋，只令人欢欣鼓舞，只令人感到‘柳暗花明又一村’。”

　　上世纪80年代，拨乱反正，百废待兴，各种新思潮萌动。1984年，以北大哲学系为核心，学界酝酿筹组了民间性的中国文化书院，汤一介任院长。书院宗旨是“继承并阐扬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促进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梁漱溟、冯友兰、张岱年、季羡林、周一良等70多位海内外学者被聘为导师，没有学科之间的分际，也无身份和等级差别，思想分外地开放与活跃。

　　书院举办了四届反响巨大的“文化系列讲习班”，还举办了数万学员参加的“中外文化比较研究”函授班，蔚为大观。中国文化书院被公认为上世纪80年代文化热的主要推动力量和代表性的一派，对当时的文化启蒙起了比较大的作用。

　　“当时我比较主张‘兼容并包’，谁都可以讲，我们都欢迎，有很传统的梁漱溟先生，也有冯友兰先生，还有年轻一代的李泽厚，更有激进的全盘否定中国文化传统的包尊信。梁漱溟被批判以后很多年没有公开演讲，他做的第一次公开演讲就是在我们文化书院做的，我们还留了一个录像，那是很不容易的。”汤一介先生回忆说。

　　正如祖父汤霖传下的家风“事不避难，义不逃责”，作为一名学者，汤一介肩负起这样一个责任，在传承自己文化的过程中使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

　　要让《儒藏》成为最权威范本

　　汤先生家的书架上，在最醒目的三个格子里整齐排列着已出版的33本《儒藏》，藏蓝色封皮，烫金的字，格外悦目。汤先生起身从中抽出一本来，翻开来，指给我看：“这是原文，这是校勘记，哪些地方有问题我们都注解出来，方便大家使用。”

　　收集儒家典籍是一项卷帙浩繁的工程，明清两代均有学者提出要编纂“儒藏”，却都未能实现。由于并非出身古籍整理专业，汤一介曾形容自己做《儒藏》是“非常小心，战战兢兢”。

　　汤先生说，佛藏一共有20几种不同的版本，而现在全世界研究佛教用的本子是日本的《大正藏》，为什么？因为它是排印本，有句读，还有校勘记。“所以我做《儒藏》就是做实用的、大家都可以用的，而且是一个比较规范的本子出来。”

　　《儒藏》，是要集中华文化精髓之大成，将儒家文化瑰宝系统全面地“收藏”。“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必须将文化接续下去。更何况，现在做《儒藏》已经有些晚了。”中华书局在新中国成立后整理出版了《二十四史》，那批老先生许多已经故去，没剩下多少了，再过十年八年几乎就没有了，而一些中青年学者的古文功底现在还难以完全承担起这样的工作。在汤先生看来，《儒藏》是一个抢救性工程。

　　“我希望让我们的《儒藏》成为全世界最权威的范本。”作为一位沉潜、内敛的学者，汤先生这句话有着沉甸甸的分量。

　　学术双璧

　　世界汉学大会上，在掌声里结束演讲的汤先生，缓缓从讲台走下来，在一拥而上的媒体包围里，他一边应对递过来的名片一边挪步向观众席，寻找老伴乐黛云，而此刻乐黛云也正被另一群人环绕，她爽朗地笑着起身，拄着根拐杖，跟在汤一介身后，这时两群人合拢成一圈，继续围在他们身边，直至最后目送两位坐进车里离去。

　　寒风中，乐黛云帮汤一介穿好大衣，戴好围巾。坐进车前，他们一并向搀扶他们的学生连连道谢，乐先生温蔼的笑声，像一缕明媚的阳光穿过那日灰沉厚重的云层。

　　1949年，他们在北大相识。解放后，北大成立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文学院有一个团总支，汤一介和乐黛云同时在做团的工作。“我是组织委员，她是宣传委员。后来我们又一起到了团委，我做宣传部长，她做群众文化部长。”两人常在一起工作，一起聊天，渐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