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9月13日，乐黛云一毕业，他们就结婚了。自此，他们并肩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人生历程，见证了燕园潮起潮落间的变迁，也亲身经历了风雨的洗礼。

　　至今，有一个多年的习惯，在他们看来寻常不过，而在外人看来，却是极尽浪漫而奢侈的事——每天午后，他们会一边绕未名湖散步、晒太阳，一边讨论问题。“每天都会有半个钟头到一个钟头讨论问题，最近在讨论我研究的普世价值问题，还讨论她在写的一篇文章，我建议写得再积极一点，她后来接受我的观点。”汤先生笑着说。

　　当文学遇到哲学，会有冲突吗？乐先生解答了我的疑问：“他最不满意我的是，觉得我这个人做学问不够严谨，但是我的思想比较活跃，常有一些新的想法，往往很快写出来。他常提醒我要好好地推敲，他写文章都是要改好几遍的。但是我的文章都要经他看一遍，他会抓出我很多毛病，哪个地方不确，哪个提法不妥，对我很有裨益。”

　　现在，汤先生除了忙《儒藏》、写文章，还在整理自己即将出版的10册文集，而乐先生不仅要带博士生、忙她主编的几套丛书，也在整理出版自己的英文文集。他们一个82岁，一个78岁，却不以颐养天年为求，也不以含饴弄孙为乐，而是不遗余力地推动中国文化从传统走向现代。

　　汤先生曾写道：“曾多次设计着改变忙乱的生活。”我问乐先生，现在状态如何？“生活依然忙乱如旧”，乐先生说完哈哈地笑了起来。

　　伉俪情笃

　　性格上，汤一介较内向，乐黛云较开朗；汤一介受儒家思想影响大，做事讲究规范、有条理，乐黛云比较喜欢道家，听其自然，做事大而化之。这一张一弛的“儒道互补”，让他们平安度过岁月中的无数坎坷。

　　因筹办一本“同仁刊物”，乐黛云在1958年被划为“右派”。划成“右派”时，她正在坐月子，并不知情。细心的汤一介把校刊全藏了起来，直到她坐满月子的第一天，学校让她去挨批斗她方才知道，“他这个人是非常能控制的，他一点都不表现出来，可他自己心里就比较受苦。”

　　在那荒唐岁月里，他是“黑帮”，她是“右派”，不是他被“隔离审查”，就是她在深山“劳动改造”。乐黛云记得，很冷的冬夜，汤一介常被关在一个屋子里写检查，她便坐在哲学系楼门口的台阶上等他出来，“因为我不知道会把他带到哪去，那时常有这种事，审一审不知怎样就关起来，关在不知哪个小屋里。”

　　他们互为彼此的精神支柱。汤一介被“隔离审查”时，两三周才能回次家，每次回家呆半天就又要离开，乐黛云会炒好一罐雪里蕻，送他到未名湖的小桥边。

　　乐黛云在乡下“劳动改造”时，汤一介会每周写一封信，信封上写“乐黛云同志”，为了这“同志”二字，他被批“划不清界限”。忆及此，乐黛云动情地说：“这是支撑我渡过难关最重要的力量，那时要没有他的信，真会崩溃啊!”

　　可惜的是，见证了他们信任与爱的那些信件，“文革”中因担心抄家，被埋在槐树街一个院子的葡萄架下，后来却找不到了。

　　现在，他们过着平静而充实的生活。上午，他们工作或者读书，然后一起散步；午后，会睡一个午觉；下午，还可以有三四个小时工作，或是接待各种各样的人。

　　汤先生喜欢古典音乐，尤好舒伯特、莫扎特。乐先生说：“贝多芬对他来说太重了，现代的新一点的流派马勒什么的，有时我还能欣赏一下，她就不愿意听。”他们也会为看电视而“吵架”。“他不喜欢我看的那些电视剧，说太无聊了，昨天我看《金大班》，他说真难看就走了。最近的《密战》我觉得太简单太幼稚了，他竟看上瘾了。”不过，也会有让他们能一起看到底的，譬如《潜伏》，惊险、有情节，他们都爱看。

　　“所以我常跟学生说，不一定两个人非得性格那么相同才能够好，有时不一样倒是可以互补一下。”乐先生笑着说。

　　本报记者 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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