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前的勒克莱齐奥，身形高大挺直，与年轻时金发蓝目的英俊面容相差无几。他很少笑，甚至很少有动作，每一张照片里的他都保持着雕塑般的姿态，让人想到他的那句话：“写作是我留住时光的方式。”

　　来华行程安排得很满

　　勒克莱齐奥获诺奖后首度来华的行程安排得很满，也很戏剧化：12月6日，从东京飞来，在下飞机时因为太过潇洒的甩挎包动作而扭伤了腰背，负痛为首届“傅雷翻译出版奖”的两位获奖者马振骋、张祖建颁奖；下午参观圆明园，发表“法国应该归还战争掠夺文物”的观点；晚上与法国驻华大使苏荷、中国作协主席铁凝、著名画家陈丹青、导演贾樟柯和他多本小说的中文译者许钧等人共进晚餐，席间，他饶有兴致地聊起在法国看过的贾樟柯的影片《三峡好人》。

　　第二天，全天接受中外媒体的采访，但在午后的间隙“溜”到京郊名刹大觉寺体会深幽古意；第三天，秘而不宣的“自由活动”；第四天，在中国社科院作讲演；第五天，离开北京，前往韩国首尔，他是梨花女子大学的客座教授。

　　不习惯大城市生活

　　这个恰巧呈现在中国读者面前的剖面其实不太具有典型性，勒克莱齐奥并不是一位整天在“小世界”里飞来飞去、行程簿上写满待办事宜的名人。从童年至现在，无论23岁那年以惊世骇俗的《诉讼笔录》捧走勒诺多奖，还是68岁那年以“探索当代文明掩盖下的人性”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从来没有习惯过大城市的生活和闪光灯的辉映，他苦恼的是“总是跟不上一般人的生活节奏”。

　　“他是一位真正的作家，对人类文明抱以深切的关注与责任心，不断提出问题，不断探索不同的写作风格。他一辈子的追求，就是游走、思考和关注他者，从未被声名所累。”他的主要中文译者许钧对记者说。

　　“喊得比别人更大声”

　　勒克莱齐奥拥有法国和毛里求斯双重国籍，他出生在法国海港城市尼斯，最初的记忆始终伴随着潮来潮往的声音。因为是毛里求斯后裔，与当地孩子格格不入，只有以阅读祖父留下的大量书籍度过时光。

　　假使他没有在8岁那年随母亲踏上海轮远渡尼日利亚，也许这个安静沉溺于阅读的孩子不会变成两年后那个“野孩子”。在去过海的那边、呼吸过非洲的空气后，再度回到尼斯的少年极端厌恶现代都市，他整日游荡在街头和咖啡馆之间，观察、体验和写作。“我想要呐喊，并且喊得比别人更大声。”勒克莱齐奥回忆自己的叛逆期说，也就是在那时，他写出了“以荒诞回击荒诞”的《诉讼笔录》，在法国文坛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与别的作家相比，他的古怪之处在于自我“流放”，曾在墨西哥的小村庄里过了12年原始生活，又在美国南部的新墨西哥州生活了12年，期间经常回自己的家族衍生地毛里求斯，也在英国伦敦居住多时(他的父亲是一个讲英语的毛里求斯人，因而勒克莱齐奥亦无法抗拒对英国的亲切感)。此后，他以每年一到两本小说的速度，持续表达着他对当代文明的观察与警示、对弱小文明和他者文明的同情与关注。

　　“拯救世界无需过多语言”

　　勒克莱齐奥曾以儿时经历创作过多篇小说，其中《梦多》讲述一个在街头游荡的少年。他说：“我想，那个少年有一天会拯救世界，不是以武力，甚至也不需要用过多的语言。”

　　或许正因为此，勒克莱齐奥很少像他的前辈学者加缪、萨特那样激进地参与到社会行动中去。他只用作品说话，写作既是他的方式，又是他的边界，他称写作是一种近似“条件反射”的状态。他也做过翻译，并称翻译是“为多样化的文明之间建立桥梁、最终致力于世界和平”的伟大工作。

　　“我把自己比成一个鼓，有事发生时，鼓就会感觉到振动，我要做的就是把我感受到的振动表达出来。”勒克莱齐奥对记者说。

　　被问到是否担心自己的危急“鼓声”变成当代人寻求心理补偿的一种消费时，他回答说：“这是作家最担心的。我只能把自己的作品比作种子，我希望它们飘荡在空中，或许有一天就植入读者的脑中生根发芽，哪一天或许就会发生一些变化。”

　　“岁月流逝，我比起年轻时少了年轻和活力，但容易抵抗压力。但你也别忘了，老树比新树更脆弱，在折断后不可能再有新生。今天，我在大觉寺的塔边看到了一棵已经死去的树，它被水泥浇铸起来，还保持着树的姿态。我想尽量延缓从老树到雕树的过程。”勒克莱齐奥用诗一般的语言，向记者描述着他的遐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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