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生死疲劳》后,时隔4年,莫言推出了自己的新作《蛙》。计划生育的敏感题材,“酝酿十余年、笔耕四载、三易其稿,潜心打造的一部触及国人灵魂最痛处的长篇力作”的宣传,让这本书甫一上市就掀起了一阵波澜。

　　对于这个题材,莫言一再强调,是现实中大爷爷的女儿给了他灵感,“她当了50年妇科大夫,接生了1万多婴儿,但也有几千名孕妇在她手中流产,两件截然相反的事,可以想见她内心的矛盾冲突。”对“灵魂最痛”,莫言深有感触,“如果没有计划生育,我肯定也是两个孩子的父亲,这种痛苦配得上‘灵魂最痛’这四个字。”

　　这部作品浸润了莫言怎样的痛苦与反思?又凝聚了他怎样的创作实验?本报昨日电话专访莫言,谈谈他笔下的那些人、那些事。

　　◎谈新作———“乡村妇科医生有很多种,我写的不是这个职业,而是普遍的人性”

　　记者:这部小说的写法很奇特,前面是书信体,最后一部分是一部话剧,而且书信体中的结尾和话剧的结尾呈现的是完全相反的事实。为什么安排这样的写法?

　　莫言:前面的书信体和后面的话剧确实是相互对照的关系,其实读者仔细读可以读出来,50多岁的“小狮子”生孩子是一个幌子,那是陈眉代孕生出来的孩子。书信体里仿佛在叙述真实的情况,话剧才是想象中的。但事实是怎样呢?真正的结局在虚构的话剧里。我们生活中不也有很多这样的事情?我们口里说的真实都是假的,真实都被隐藏起来,小说结局这样安排也可以说是一个暗喻吧。

　　记者:宣传词上说这部小说酝酿十年,三易其稿,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曲折?

　　莫言:其实这部小说的构思过程很漫长,应该说从(上世纪)80年代初我写小说开始,构思了半辈子。这些在我脑海中鲜明的人物,我想着有一天一定要把他们写进小说里。像姑姑这个人物,以前在我的一些作品中也出现过,但只是不重要的配角,这次是“算总账”。我真正动笔写是2002年的春天,但只写了15万字,就写不下去了,就开始写《生死疲劳》。

　　记者:为什么写不下去了?什么时候开始重拾这部作品?

　　莫言:主要是我突然发现,对姑姑这个人物的性格把握不了,我原来想得很清楚,但真正写的时候却发现很模糊,她一生走过那么曲折的道路,到了老年之后她到底会怎样想,是继续坚定地计划生育,还是走向反面,这个我突然想不明白了。还有一点,我原来写的是一个剧作家观看自己的话剧时引发的联想,这样既要写演员的台词、表情,又要写观众的反应,还要叙述过去的故事,铺陈得太开,不容易把握。

　　这次,我把那个时代很多东西加进去,这样读者便可以理解为什么姑姑执行计划生育时毫不手软,甚至让很多孕妇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等于是为姑姑的行动做了一个注解,让读者可以更加宽容地去理解这个人物。

　　记者:有人归纳你这部作品是“为乡村妇科医生立传”,你怎么看这个说法?

　　“立传”这个词且慢使用,乡村妇科医生有很多种,我写的不是这个职业,而是普遍的人性,是人性在不同的环境中可能发生的改变。

　　◎谈创作———“作家要寻找自己身上恶的东西,才能有真正的悲悯之心”

　　记者:你说过:“写作多年,我把好人当坏人写,也把坏人当好人写,但现在开始,把自己当罪人写。”为什么要以把自己当罪人写的心态来写作?

　　莫言:这是我对当代文学前30年的一种反思。1980年代后的很多文学作品,都把批判的目光对准社会、对准他人,仿佛都是社会的压迫、他人的压迫造成不幸,却从来没有从自己身上寻找原因。其实,划分被人压迫的人和压迫别人的人是一个很荒诞的结果。特别是在中国,这两者可能发生戏剧性的逆转。就拿文坛这几十年的是非来说,好人和坏人哪里能区分清楚?有时候想整人,不小心被别人整了而已。每个人灵魂深处都有恶的一面,有阴暗、兽性的东西,在不正常的环境下就会喷发出来,所以说每个人都存在当坏人的可能性。就像小说《蛙》里的姑姑,她是一种强大的压迫性的社会力量,是我们说的“恶”,但“蝌蚪”这个人物是不是就是善呢?他还不是因为私念让妻子和肚子里的孩子就这么死去了?所以作家要寻找自己身上恶的东西,只有通过这种寻找,才能对别人宽容,有真正的悲悯之心。

　　我从来不忌讳把自己恶的东西袒露给读者看,有时候反而是因为袒露得太多了而招致争议。

　　记者:你说自己越来越谦卑,越来越觉得不会写了,为什么?在您自己看来,这部小说抛弃

[1] [2]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