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卫大法师的雅号，是在上世纪40年代初。那天，方壮猷伯伯来我家串门，谈兴正浓，父亲叫我续水。我端着暖壶过去，听见父亲说：“这倒像是卫大法师的话。”两人开怀大笑。见两位长辈高兴，方伯伯又是极熟的客人，我大胆插了一句：“昨天我看见他们了。”“你看见谁了？”父亲惊异地问。“乌尤寺的老和尚呀。上次你带我过江去看马一浮老伯伯时(当时马一浮主持的复性书院正在乌尤寺)，和你们一同读佛经的那两个——不是大法师么，我认得的！”我生怕他们以为我瞎编，急忙分辩道。不料二人对看了一眼，复又哈哈大笑起来。弄得我好窘，急忙退下。过了些日子，父亲收到外地寄来的一本书，举着对我说：“这就是卫大法师写的。”我奇怪地问：“又不是和尚，好好的为什么叫法师？”父亲说：“他是我清华的同学，刚来时不爱说话。时间长了，发现他多发奇论，令人莫测高深，有人就送给他个‘大法师’的绰号，他欣然接受，干脆用‘卫大法师’来写文章发表。”

　　他叫卫聚贤(1899-1989)，山西人，是清华研究院第二届学生。早年求学历尽辛酸，难以回首。下面是他的“自述”：

　　卫君年十五经商于甘肃，十八入高级小学校肄业时，即着手下级自治。及历过中学，十四年于山西商专校卒业，莅京入师大史地研究科。十五年考入本校研究院。而于下级自治之进行，始终未怠。以先从村县建设方面着手，至今成效颇著。每语人云:自信下级自治，在中国有扩充之必要及可能。然以求学，似为余事耳。其学专注意于上古史时。研究《左传》，以《左传》系卜子夏所纂。又著有《一得录》，以齐桓公伐大夏，西至波斯，类多奇异之谈闻。现又注意于地下开凿。其为学究上古，政见主下级。均能成功与否，当有待于后日耳。

　　短短二百言，于入学前的酸楚经历一笔带过，述及个人志趣，冷静自负，别具一格。

　　他早年醉心的“下级自治”并自称“成效颇著”的事业，今已无从知晓，自清华毕业后他似乎再也未着手其间。但此项活动肯定锻炼了他的组织才能；而从商经历与商科专业又造就了他的经济才能，这是他与一般学人不同的地方，成为史学界的一位奇人。

　　卫聚贤在清华只呆了一年。王国维先生提倡地上、地下两重证据法，并谆谆教导卫立论先要鉴别原始材料的可靠性；李济先生对考古学的研究，无疑都为他此生治学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在梁启超的引领下，他不顾“研究院来了个商人”的嘲讽，独辟蹊径，大胆将在商科学校学到的统计学知识引入古史研究领域，写成《左传研究》，获得好评，并以历史统计法继续探究《春秋》《国语》《穆天子传》《山海经》《墨子》《禹贡》等古代经典著作，引人瞩目。

　　卫聚贤是个创业不停歇的人。清华将毕业时，即在太原与友人合办兴贤大学，以后又到南京政府的大学院(相当于教育部，蔡元培主持)任职，曾北上接受北洋政府的教育部，还兼任南京古物保存所所长，参与主持发掘南京栖霞山汉墓与明故宫遗址。离职后返乡主持发掘汉汾阴后土祠及万泉新石器文化遗址。1932年被聘到上海暨南大学任教以后,相继在中国公学、持志学院、正始中学等处执教，写出《古史研究》(共三集)《中国考古学史》《历史统计学》《中国财政史》《中国商业史》《山西票号史》等论著。后来，转行受聘为国民党监察院审计科长兼驻外稽查委员、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专员和协纂。公余他与蔡元培、于右任、吴稚晖、叶恭绰等人发起成立“吴越史地研究会”，组织发掘了吴越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存，所获颇丰。闻说孔祥熙亦侧身此会。

　　抗战起，卫聚贤随中央银行西迁重庆，任秘书处秘书。卫氏作为山西学者，在中央银行任职，可能得到一定的关照。在经济上也逐渐积累相当的实力，搜集了不少文物、古籍。他办了一个民间文史学术团体“说文社”，颇具规模，有编辑部、展览部、门市部、印刷厂等，出版《说文月刊》,编有《巴蜀文化》、《西北文化》等专号,还开了一家茶楼，叫“聚贤楼”，以文会友，重庆的大学教授和文化界知名人士，如郭沫若、周谷城、马衡等都是这里的常客。他与郭沫若等还配合有关部门发掘重庆江北汉墓。抗战胜利后，他辞去一切职务，专务说文社的工作。听我的老同学方克强说，1946年武大复员时，道出重庆，他的父亲方壮猷带他去拜访卫聚贤，顺便为几个学生谋取职业。卫请他们吃了碗刀削面。可见卫在学人圈中比较“有办法”，但他自己生活则是很俭朴的。

　　1949年底重庆解放,卫聚贤将其多年全部收藏一万八千余件文物以及未整理的古钱、货币、清代和民国文献等悉数捐赠给西南军政委员会，善本书则无偿赠送西南图书馆。其余文物及书籍后来也由其女捐赠给重庆图书馆。而他的大量未成稿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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