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论文将此段略微变更为：

　　“春，自柏林返国。绕道意大利，参观雅典巴特农神庙、国家博物馆，拜占庭博物馆、卫城山博物馆；又往米兰，参观主教堂、达·芬奇故居及普雷拉画廊收藏的拉斐尔名画《圣母玛利亚的婚礼》，并在附属于圣玛利亚修道院的餐厅，亲眼目睹了达·芬奇的传世名作《最后的晚餐》。在水城威尼斯，考察城市风情及圣马可广场、圣马可大教堂等建筑艺术。在罗马停留了一个多月，参观威尼斯宫、露天竞技场、万神殿、圣彼得大教堂以及拉斐尔的壁画、米开朗基罗的雕塑……”(《散步美学》第264页)

　　为了掩饰，王德胜在这段宗白华归国旅游描述的“嫁接”中，加上一句话：“宗白华特意绕道意大利，参观雅典巴特农神庙……”原来，“旅途中他曾绕道意大利参观游览，他到了罗马、米兰、威尼斯等地”这句话，抄自邹士方《宗白华评传》第90页。他让青年宗白华的旅游路线从意大利到希腊，再到意大利，将葡萄藤接到枇杷树上。

　　四、我在《哲人永恒，“散步”常新》里写道：

　　“这些手稿，虽因年代变迁而流失了一部分，殊为可惜，但从二三十年代一直至八九十年代，几十年的风霜，从南京迁至重庆，又从重庆搬回南京，从南京迁到北大健斋，又从健斋迁到朗润园，均未示之他人。就在十年浩劫时，宗先生将之藏于地下屋角。宗先生谢世之后，他的家人才将其整理(这是文稿笔记的叠放，非文字的整理，笔者校注)，放在一只旧皮箱里面。这使我们哲学界、学术文化界和美学界，将能领略宗先生的人格、思想和风貌。”(《宗白华全集》第四卷第775-776页)

　　王德胜在《宗白华评传》第73页里，又出现类似“嫁接”：

　　“这些未刊手稿历经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一直到八十年代，从南京迁至重庆，又从重庆搬回南京；从南京迁到北大健斋，又从健斋迁到朗润园，几十年的风霜，宗白华始终珍视如初。‘文革’时期，为了保护这些手稿不被‘革命小将’们付之一炬，宗白华悄悄地把它们藏在了屋角的地下，直到他去世之后，他的家人才将之示于世人。如今，这些都已成了后人研究宗白华美学思想及现代中国美学发展历程的重要理论文献。”

　　《评传》的作者要装扮成历史的见证发现者，于是想当然地编造历史。“文革”前，宗白华就被视为“无能之资产阶级教授”，住房条件很差，加上，宗先生曾经寻求出版社能够出版他的某些著作，可是，在没有人愿意出版之后，便不去碰壁了。当然，宗先生心里很不是滋味。他把这些文稿连同已经主编和刊发文章的各种报刊杂志装在一个大铁箱里。在我当他研究生的时候，早在“文革”之前就放置在一楼阳台的屋角旁边，无人知晓。“文革”以后，“革委会”要他把已经很挤的房屋腾出一间给一位工人居住，他老人家只好睡在拥挤的客厅里，这时，摆在阳台的这只大铁箱也无容身之地，只好挪到第十公寓的过道里存放。宗先生告诉我，“文革”中，他实属宽待，未被抄家，担心受害，实无其事。因为他在招收我做他的研究生时，人家招收研究生是一级教授，他属于没有什么著述的学者。连我做他的学生也常常被人讥笑。这倒好，“文革”一来，朱光潜被勒令扫厕所，楼上常与他往来的黄子通教授被迫自杀，整幢十公寓的教授，绝大部分都被抄家，唯独他没有被抄。本来想出版著作的他，现在倒成了大好事。

　　从1949年南京解放至1957年，除了发现他在报刊发表一点感言之外，未见宗先生发表任何文章，更谈不到出版什么著作。这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和中国现代出版史上对于一位从“五四”时期便立下不朽功勋的学术大师所留下的不幸与遗憾的记录。

　　1989年，我在接到宗涛的信之后赶到北京，同于民教授从宗涛手里接过这批宗先生留下来的笔记。宗涛在信中和口头上一再表示，他和姐姐对于父亲的学问均属外行，无力参加收集整理。而且，这些笔记都是抄自别人的著作或摘录，写得很凌乱。但对于我研究他父亲的思想，还是有参考作用的。至于那些写着“北京哲学学会编”的哲学史，他更没有把握是否他父亲的作品，还是作为研究时参考，不要发表出来，以免弄出笑话。遗憾的是，他在收拾这些材料时，将一大叠他父亲保存了几十年的《时事新报》作为废纸全部扔掉了。宗涛为了支持我写好他父亲的思想研究，还特意通过各种途径寻找到了两部宗族家谱给我参考。这在当时令我非常感动。关于我整理校注和主编《宗白华全集》的情况，我将用另外的文章加以详述。

　　我在这里想说的，只是王德胜既要抄袭这段对于中国现代哲学史和中国现代美学史具有重要意义的宗白华遗产的发现过程的佚话，又要装扮成了解内情的专家，因此，才会出现那样想当然的描述。

　　因为篇幅关系，我不得不删去许多例子。但从这些实例中，我们也可以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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