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周边港台地区已经有了这样的例子，在台湾，本土电影等于不好看，年轻观众一有了这种概念，无论文化人怎么说好，他们都不去看。电影院那么好的硬件给谁准备的呢，为好莱坞准备的。香港现在也这样，对于整个亚洲压倒性的优势和辉煌，一去不复还。我不是理论家，只是从感觉上来说，电影市场永远要看年轻人的，上了年纪的人很少去电影院，除非遇到一部话题电影。只有年轻人才经常去电影院，要让他们对国产电影有兴趣，不然楼都盖起来了，柱子都是别人的。现在大陆成了中国电影最后的阵地，但我们对好莱坞的限制不是永久的，现在只是用限额在卡别人啊。
观众是谁
《新民周刊》:在人们的想象中，像你这样的大导演来拍这种娱乐片，是一件跌份的事。
张艺谋:从市场角度说，拍一下商业电影和娱乐电影，不叫跌份。你别抓着这个，哐哐哐地踹。对于一个娱乐电影来说，你拿着思想和文化，一打一个准。我自己都不把自己当回事，一定要怎么怎么样。我拍过大家喜欢的有人文内涵的电影，我以后还会拍的，只是要有好剧本。遇到合适的商业题材也可以拍的，我倒认为每一年都该有一些话题电影能够吸引年轻人的关注，这个比吸引知识分子的赞赏更重要。
《新民周刊》:国内的商业片不够吗？一年难得看到几部稍微有品质的文艺片。
张艺谋:坦率地说，需要年轻的商业片优秀导演群来挺住这个市场，然后大家才可以百花齐放。有了市场，有了投资，尽可以拍非常个性的、非常有独立见解的、非常有人文价值的文艺片。但现阶段大家该在意商业片，中国年轻导演上来就拍好商业电影的不多，就一个宁浩，太少。
《新民周刊》:从《英雄》后你的每部电影都能引起极大的争议，这是你所期望的吗？
张艺谋:我自己愿意看到吗？我已经习惯了。这现象很早就开始了，并不只是从《英雄》开始的。第一部《红高粱》时就这样，只是没有通过娱乐和商业方式传播得这么广，争议一直伴随着我的电影，20多年了，我已经习惯了。债多不愁，虱多不痒。
《新民周刊》:你也是慢慢习惯的？
张艺谋:对的。一开始很在意，《红高粱》那时，影评的力量很大，有时看到说电影不好的文章时，会很难受。那时没有票房概念，就只有评论。那时我们常做的事情就是，新电影首映，请四五十个全国的文化人和评论家看片，然后开讨论会，第二天文章一发表，电影人的责任就完成了。导演就美吧，把这些文章一收集，当里程碑一样地搁起来。
《新民周刊》:后来你怎么就习惯了，不在意大家的评论了？
张艺谋:因为现在的这些文章是和大众脱节的。甚至可能有一种观点，票房数字越高，越代表庸俗，越代表误导。我们没有权威标准，观众反正是虚拟的词，有些人又不相信这个(票房)数字代表走进电影院的观众，甚至拿这个数字说反话，说它代表了导演的庸俗和堕落。那就没什么可代表观众的，唯有你手上的笔嘛。
《新民周刊》:你想过为什么会出现骂声越高票房越高的现象呢？
张艺谋:那我就不知道了。我想，在没有一个权威的代表观众这两个字的标准前，权且相信票房吧。如果连这个也不相信的话，我们所说的观众成了虚拟群体，人人都在说观众，但是到底怎么统计这个群体呢？票房其实是这样的:第一个亿，靠强势宣传和品牌象征是可以做到的，那大家说这个不代表观众，没问题；第二亿，第三亿，就得靠观众自己了啊，尤其是年轻观众的口口相传。有朋友说，好玩，你去看吧，比什么都管用。这种口碑真的是靠十几篇文章影响的吗？不会吧，那我们影评人就太伟大了。如果大家都说没意思，第二周票房就下来了，不可能到两个亿的。
缺少好剧本
《新民周刊》:之前巩俐在一次采访时说，现在导演身边都没有敢提意见的人了。
张艺谋:那不是，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不是那么熟悉了。(有人敢和你吵吗？)不是说当面吵不吵，我要想听反对意见，那太多了。到网上一搜，每天可以看到一百篇以上，当安眠药都可以。
《新民周刊》:你不把自己当回事，但身边人都把你当回事啊。
张艺谋:那是大家器重我。就像奥运会，多少专家在说啊，要不然怎么有人说，败了就要我流亡海外，还要到没有华人的地方。奥运完了后，我还是回到了本行，我一再说，我这次不是故弄玄虚，假装大巧若拙。我就是拍一个贺岁片，要不2009年空过去了。我闲了三年了，我手痒了。
《新民周刊》:科恩兄弟的《血迷宫》很冷峻，一点都不适合贺岁氛围，你为什么选中它来改编呢？
张艺谋:是不适合，它的结尾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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