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川：《寻枪》拍摄的时候，有点不顾一切，从表现手段到精神表达。《可可西里》对我而言，是一次洗礼。当真的用生命去拥抱过一次电影之后，很多想法得到了改变。精神上的提升不是用言语可以说明的。现在面对电影，我从容了不少，平静了不少。我觉得没有什么可以阻止我去接近电影，走到她的内心中去。就像在《南京！南京》的筹拍阶段，遇到了那么多想不到的困难，在最为黑暗的时刻，我内心都有一丝清风，让我平静对待。拍这部影片我的动机很单纯，我觉得我骨子里有暴力倾向，此外我喜欢军事，喜欢历史，想拍战争题材的电影，加上又在南京读过军校，就选择了这个题材。我对生活常态的东西不太感兴趣，我拍电影就是因为对日常生活太失望了，如果我在电影中还要天天面对这样平淡的生活，不能面对梦想，那还不如去死。

　　记者：我知道，你拍的电影在国内国外都获了不少奖项，那么在你看来，一部电影成功的标志是什么，票房？社会影响？还是获奖？

　　陆川：有一部电影叫《德尔苏·乌扎拉》，黑泽明拍的，是我最喜欢的电影之一。如果我拍出了这样的电影，我的一生可以说没有遗憾了。我觉得一个电影导演，一定要拍出能传世的电影，拍出比自己活得更长的电影。从这点上说，票房、社会影响、获奖都不是保证。《愤怒的公牛》没有得过任何奖项，但是它是经典。

　　故事

　　18岁那年父亲说，路要自己走出来

　　1989年，18岁的陆川高中毕业了，他本想考电影学院导演系，却遭到父亲陆天明的强烈反对，父亲说：“高中毕业考中文系出来的作家都少，电影学院导演系本科毕业有几个真能当导演的？反倒是学了一身的坏毛病。当导演关键要靠人生经验的积累。”于是，陆川考取了南京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的英国语言文学专业，告别北京，按照父母的意思“上军校，吃点苦，学外语有时代特色，路要自己走出来”。

　　军校毕业后，身为军人的陆川在国防科工委做英文翻译工作。1995年的某一天，陆川来到北京电影学院门口，看到墙上的招生简章，他觉得自己是时候该考电影学院了。这之后，他跑到西四的电影书店，买下了所有带“电”字的书，差点儿还包括了一本《电工修理》。一年里，他每天都看几眼玻璃板下面的三个字——“勇者胜”。可是一年后，真到要考电影学院的时候，他忽然觉得心里七上八下地没了底。笔试刚结束时，他感觉不太好，对父亲说：“我觉得可能考不上。 ”父亲的回答是“考不上，明年再考呗。”闻此陆川心里一阵冰凉。

　　一个月后，陆天明接到老朋友郑洞天导演的电话：“你儿子考电影学院，怎么也不给我打个电话？”陆天明说：“我儿子如果不行，你能照顾吗？我儿子如果行，还用你照顾吗？”

　　而这时，223号考生陆川，已经通过第一轮的五门笔试、第二轮的面试、第三轮的集体讨论，最终以总分第一名的成绩，成为当年被导演系录取的三名研究生之一。

　　陆川至今还记得考剧作时，他写的一组分镜头。题目是“恐惧”，他写了一个图书馆里的小女孩。20个分镜头，诡异的气氛里，小女孩在翻一本术士用的书，每翻一页都好像在黑夜的隧道里又走深了一步，邪恶一步步逼过来。后来合上了书，女孩抬头看见窗外阳光明媚，那边站着母亲……陆川喜欢隐喻，从军校第一年有生以来自己编剧兼导演的第一部作品《马拉之死》到电影处女作《寻枪》。

　　回首自己的人生，陆川觉得：“我的头一个18年处在极度自卑的状态下。”他用豆芽菜形容童年和少年的自己，面对周围那些高大、英俊、开放、会弹吉他、有女朋友的男同学，陆川觉得自己苍白而忧郁，生命力不够茁壮。他相信是军校给了他出口，这个开始压抑得让他几乎发疯、后来又让他无比自信的地方，给了他一个舞台，让青春的灵魂得以舞蹈。

　　电影是一门残酷的艺术

　　“电影是一门残酷的艺术，它只尊重、也只承认结果。这是我进入电影学院导演系的第一天导师教给我的。这句话也是我们在为电影而工作的时候，摧残自己和摧残别人的时候最经常使用的武器。在我们看来，一切个体的付出在电影文本这个结果面前显得那样的无足轻重。所以电影人的生存状况往往被刻意地、甚至是执意地忽略了……只是那些有了‘结果’的导演们的生存。大众除了要分享着他们的作品，还要有时候瞻仰他们的奋斗历程，甚至泥沙俱下地被填塞有关他们的一切的鸡零狗碎。似乎只有有‘作品’的导演的生存才是有意义的生存……”

　　这是陆川为一位朋友的书所写序言中的一段话，他的朋友为那些还没有“作品”却执著于电影梦而苦苦求索的青年们著书，这让如今已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