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写道：“因为我们每一个电影人都希望当自己生命凋零的时候，作品依然能透过银幕向未来辐射出震慑心灵的热度！好电影永载史册，而人只有几十年的生命。这是我们的幸运，能与电影为伍，我们必须承受自己身心的饥渴，不知疲倦地整日游荡在荒漠的花园，渴望与她相逢，我们的宿命注定将在光与影的幻梦中终生游荡不可抱怨，这是幸福。”

　　陆川博客

　　我的父亲和母亲

　　我是一个出生在军垦小城里的汉族孩子。我的父母都是从上海支边来到这里的知识青年。

　　这座小城完全是第一代十几万军垦战士们在戈壁滩上用双手建设出来的，在我的记忆中，它有两个截然不同的气质，一是肃穆而沉静，如同横亘在城外的茫茫无际的戈壁滩，让人肃然起敬；但是它也是人欢马叫的，有无数像我父母一样怀揣着理想的眼睛中放射着灼热光芒的青年知识分子们头戴草帽肩扛铁锹锄头列队匆匆忙忙地奔走在白杨林笔直向上的小路上，很有那个时代特有的气息。

　　我总是能回忆起一些我不应该见过的场面：我一闭上眼睛，就能看到一万名上海女知青迈着整齐的步伐列队进入我们这个边境小城的情形。那一天，小城空了。其实更确切地说，应该是戈壁空了。

　　因为在那个时候，新城只有一座建筑物，也就是师部。它是父亲设计的，完全的苏联式样，红铁皮屋顶四个烟囱，一座古怪而威严的两层大楼，它孤零零地挺立在荒原戈壁上。当时所有的人都是住在地窝子里，所以父亲建设的这座大楼的前后，环绕着一望无垠的戈壁和戈壁上成千上万的地窝子。

　　所谓地窝子就是在戈壁上挖一个两米深的单坑，上面用麦草或者能找到的任何东西简单覆盖一下。每到早晨，当军号吹起，成千上万名穿土黄色旧军装的人们从地窝子里爬出来，如同黄色的蚂蚁群从地下涌出。

　　我父亲都不知道，在未来的50年中，一座城市就是从他设计的这座苏式建筑物开始向周边的戈壁上衍生开来，最终成为边境线上最大的新城。

　　当时的人还不知道未来将会发生的一切，当时的人只知道今天会有一万名从上海来的皮肤白皙的女人，这些女人是党让他们植根边疆的定心丸。所以他们都早早从各自的地窝子里爬出来，聚集到广场上，加入了欢迎上海女知青的行列里面来。这些军垦战士久旱逢甘雨般饥渴地等待着这些女性的到来。

　　我甚至能在欢迎的人群中看到了我父亲焦急的目光。因为他正在寻找他热爱的一个姑娘——我的母亲。很多人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来到边疆的，但是我的母亲例外，我的母亲是响应我父亲的号召来到边疆的。

　　他们在上海便是邻居，但是父亲早我母亲一年来到了新疆。在飞鸿往来的信件中，我父亲将边疆描绘成了一个诗意的天堂，有壮美的山河和变幻不定的奇异云朵，恐龙般的超大型农用机械在广袤无垠的良田中耕耘。母亲在这些滚烫的文字中毅然撕掉了自己的户口卡，投入到支边队伍之中。

　　坐在广场上，这一万多名未来的年轻母亲们还是被西北的荒凉所震慑了，被一望无垠的戈壁所震慑了。所以有些姑娘开始啜泣起来，更多的姑娘选择了沉默。比如我的母亲。就在这个时候，我的父亲出现在她的面前。母亲愤怒地把脸盆甩向父亲，当她举起一大包裹各种上海零食也准备劈头盖脸地砸向父亲的时候，父亲笑了，父亲的笑融化了母亲的愤怒。

　　他们的恋爱接受了边疆的考验。

　　当大多数女支边青年还在憧憬着自己的未来的时候，各个团场的领导人们已经开始着手分配他们了。由于母亲和父亲在广场上的一幕被很多领导看见，他们刻意将母亲分配到了距离师部50公里以外的一个偏僻团场。

　　当母亲和另外一百多名女孩子爬上卡车的时候，我父亲追在后面喊：“我会去看你的。”

　　父亲为了证明自己的誓言，开始了爱情的长征。

　　他所在的团场距离母亲所在的团场整整60公里，120里地。

　　从此不分严冬酷暑，戈壁上，白杨林带中，水渠上，无论是盛夏的滚滚烟尘热浪中还是冬日的漫天大雪中，父亲骑着自行车去看他热恋的姑娘。

　　我知道我父亲曾经在1965年初冬的某个夜晚，焦虑地失眠了一夜。事实上在那个晚上，他在团场总部办公楼外的雪地上焦急地徘徊了一个晚上，因为那天晚上我的母亲，我那年轻秀美的母亲被团长叫到办公室里去做思想工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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