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年最受关注的重磅影片大多集中在贺岁档，与室外寒流对抗的是影院人头攒动的热潮。从《麦田》开始预热，《我的唐朝兄弟》、《熊猫大侠》、《隋朝来客》等做铺垫，《花木兰》、《刺陵》相继高调登场，《三枪拍案惊奇》携张艺谋加小沈阳的品牌效应将贺岁片推向高潮，而《十月围城》则以后发制人的姿态“你未唱罢我已登场”。新年前后，电影俨然成为当前城市生活中的热门话题。

　　中国是世界上开通电视频道最多的国家，也是免费播出电视剧最多的国家，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电影能够让观众从电视机前走出来，花钱买票选择国产电影，一些影院甚至一票难求，证明中国电影改革带来的不可磨灭的成绩，尤其是众多贺岁影片的出现，说明国产电影正在完成商业与美学结合，重塑电影艺术观念。

　　但是，2009贺岁影片，尽管市场热销，但叫座也叫好的影片并不多。倒是年底的《十月围城》，成为了贺岁片的曲终雅奏，显示了中国商业电影应有的文化品质和艺术品质。

　　诚如我们所预见，《非诚勿扰》、《十全九美》等喜剧片在2008年的流行，不可避免地带来一批过犹不及的模仿者。相比而言，冯小刚多年来的贺岁喜剧，从《甲方乙方》到《手机》，从《大腕》到《非诚勿扰》，尽管艺术质量有差异，但却总能通过葛优所塑造的喜剧人物系列，表达当时中国社会和心态的普遍变迁和共同情感，甚至创造出像“不买最好的只买最贵的”这种具有年代特征的年度流行词。

　　在今年贺岁影片中，无论题材或是演员阵容，《花木兰》都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关注。影片总体上中规中矩、流畅完整，赵薇和陈坤的表演也认真努力，但影片将巾帼英雄花木兰的传奇改造为一个儿女情长的爱情故事已经略显牵强，而贯穿人物始终、挂在古人口中的现代人道主义反战精神更是相当概念化。从人物造型到场面调度，从剪辑到节奏，从美术到录音，这部影片的整体制作和创作水平都似乎心有余而力不足。

　　紧接着《花木兰》的平庸，是以周杰伦和林志玲为品牌影响力的《刺陵》登场。这是一部杂糅了各种不同风格和类型元素的中国式西部—探宝—武打—偶像片。尽管不少观众难以完全接受这部影片的杂糅性，特别是对影片杂糅带来的故事情节的断裂和分散颇有不满，而生硬的广告插入更是容易让人反感，但整部影片制作精良到位、类型要素完整、特技和场面壮观、众人的表演也达到水准，特别是林志玲的表演超越了她在《赤壁》中的角色，周杰伦的动作和场面也具有感染力。“好玩好看”成为影片的主要追求，而其中关于爱情和背叛、事业与家庭、职责与使命等主题的表达，则多少有些造作。从整体上，这是一部缺陷明显但制作、创作水平合格的商业影片。

　　贺岁片最大的意外来自张艺谋的《三枪拍案惊奇》。影片借助“二人转”，创造了一些动作和语言的“娱乐”。这个被观众称呼为二人转+武林外传的影片嫁接在一个失去原味的舶来的“血迷宫”的故事上，既不可能有二人转的大俗，也没有武林的颠覆感，更没有“血迷宫”的命运感，而那些违背审美习惯的高反差的美术和色彩，则更是多少有些自欺欺人的所谓极致包装。娱乐无罪，但娱乐也有高下雅俗。张艺谋品牌由于《满城尽带黄金甲》过度商业诉求，已经产生过负面影响。但奥运会开幕式却让张艺谋获得了品牌升值。正当人们充满新的艺术期待时，张艺谋又出人意料地提供了这样一部带有更加明显商业诉求的“娱乐片”。一个国际级大导演，在商业逻辑的驱动下，如果声称对中国电影文化品质、娱乐品质、艺术品质没有什么责任，受到观众批评应该是必然的。

　　香港制造的《十月围城》却使贺岁影片得到正名。尽管影片不乏商业元素，众多港台内地明星参与，按照“三一律”戏剧规律设计紧张的情节，甄子丹在大街的人群中腾跃奔跑的追逐场面令人叹为观止，各种各样与人物性格相吻合的动作打斗设计颇有新意，同时影片制作精致、剧作扎实、人物饱满、情感充沛、场面壮观，节奏控制丝丝入扣、戏剧冲突层层推进。影片中，一组性格各异、舍生忘死、肝胆涂地的“英雄”，从“自己”的角度和需要，为父亲、为儿子、为女儿、为女人、为主人、为朋友、为自我的救赎，也有为民主共和的理想、为不当亡国奴的愿望，被临时卷入了英雄壮举。从古到今，在所谓的儒道伦理影响下，人们多少逆来顺受，多少忍辱负重，多少苟且偷生，多少卖身求荣，而这部影片中的这群男人，铮铮铁骨、慷慨赴义，是一个时代中国精英悲剧形象的影像雕刻。夜里一闭上眼，脑子里全都是中国的明天——这句简单的台词，烘托了一群最男儿的中国人形象。

　　影院消费在时间和金钱上的“高成本”决定了娱乐几乎成为电影消费的第一需求。但娱乐本身也是艺术，电影的娱乐作为商业不能脱离电影艺术。电影并不是仅仅只有依靠“俗不可耐”、“低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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