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底，除了用胶片反映生活、用影像记录人性，电影之被要求有诚意，与人在其他领域要求有诚意是一样的。唯有诚意的投入，它才能既滋养灵魂又贡献景气。不然，一味的逐利，则人的精神世界真不知将伊于胡底。

　　今年贺岁片的档期特别长，挤在里面的片子也特别多，这当中固然有拍得认真的，但就整体而言不如人意。尤其是，延续着过去“叫座不叫好”的惯例，一些大片依然只有票房、没有口碑，为此受到人们尖锐的批评。

　　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批评不都来自知识界，也来自一般观众——他们直观的印象是，这样的片子“没有意义”。网上有人甚至称中国电影已到了没有价值观的“贱片时代”，看这样的片子完全是浪费生命。如此群起指摘，连同超过半数不及格的打分，让制片方声称自己“是给普通观众拍片”的辩解完全没了着落。或许可以说，这一回影片制作者们的表现，已经跌穿了人可容忍的底线。

　　被忽视的往往是一个说得通的故事，一种合乎常理的人性

　　这个底线不是指对艺术的敬畏——如今许多人嫌这样的要求太高，而只是指对电影这个职业的尊重，以及基于尊重认真创作的诚意。

　　说起来，诚意是最简单直接的人性，是中国人最看重的表达与沟通的基础，所以《尚书》讲《周易》也讲，重视内养外成的儒家更明言“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可就是这样基本的要求，如今也少有人遵行。借着电影制作与运作都脱不开资本的一般特性，许多贺岁片从抢档开拍的第一天起，就抱定“圈钱”的宗旨，以赢利为王道，以市场为目的，或使尽力气玩神话、悬疑和盗墓，或花费巨资拉明星、凑人头、搞首映，戏外功夫做足，被忽视的往往是一个说得通的故事，一种合乎常理的人性。

　　我们当然知道，作为一种特别适合大众的娱乐媒介，电影并非一定要有关宏旨，也没必要故作高深，但它有自己的承担，譬如给人一些精神的愉悦，进而给人一点人生的启示。如果阿诺德·豪泽尔的定义是对的——电影不过是“给没有阅读能力的人阅读的关于生活的连环图画”，那它里面至少应该有生活。可在这些贺岁片中，人们很少看得到生活，特别是当下真实的生活。

　　还有，作者应该首先被这种生活感动，然后才能感动观众。但实际情况却是，他自己并没有被感动，因为他甚至不是自己的代言，只是市场的代言。结果，张三李四王五麻子这样无趣的堆垒就出现了，怕你不过瘾，再加上赵六与陈七，还有“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的无聊口水。他全然不顾在绝大部分时候，人的感动恰恰与搞笑无关。这种以剩笑话残段子充场面，以及另一些片子中无节制的套路移植与特技合成，不真实的夸张画面酿造出的鬼气妖氛，加深的是视觉的效果，牺牲的却是思想的深度。至于有的片子但有武打，没有文戏，一阵乱砍，不明所以，你可以用二人转加绕口令，我自然就能搬弄玄幻动漫来凑戏，以至有色素、味素而独缺情愫，千像万像就是不像电影，这种“大撒把”式的任情妄为，处处显示了创作的粗鄙随意，缺的就是创作者的诚意。

　　究竟是维护了大众的欣赏权利，还是挟持甚至控制了大众的欣赏趣味

　　当然，现如今要他们承认这一点很难，因为有票房在呀。可问题是，有许多人看就是好电影吗？这道理就像有许多人贪吃，这贪吃就成好习惯了？有鉴于名导与大片的放大效应，我们真该问问，一种有偏倚的追求究竟是维护了大众的欣赏权利，还是挟持甚至控制了大众的欣赏趣味？

　　所以，当电影的品质跌落到今天这个地步，还有人强调电影的类型化特征与商业属性，进而以别人不懂电影、谈的也不是电影为理由替自己开脱，我们只能说，有使用及交换价值的是商品，而电影不尽是；对商品，市场选择或许是其品质筛选的最好手段，对电影则不一定是。过分依从商业的特性，来达成艺术之外的目的，进而张扬票房、独尊市场，只能见出资本的傲慢与短视，还有艺术对犬儒主义与商品化的全面投降。公众的批评针对的就是这一点，当然还有你吃老本似的才情挥霍和对观众信任的滥用，而归结点都落在你为酬谢一份私人交情而玩出边的迷航之作本身。它非关艺术的民主化，更无涉知识人心态的失落与见识的狭隘。能否不东拉西扯地正视这种批评，也很能见出人的诚意。

　　至于有的贺岁片不一味戏说，值得肯定，但粗暴地斥责不同意见者为“砖家”，进而疑人“精神有病”，声称自己“不怕知识分子”，就有失风度了，是将另一种诚意缺乏直白地推到了人的视觉前台。其实，你做得好，批评可以使你更好，更何况你做得不够好，而那些批评都是对的。有意思的是，当同样是知识分子，有人奉上“国产史诗巨制的里程碑”的高帽时，他们却很受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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