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2月27日，“曹操高陵重大考古发现”新闻发布后，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也引发了相关质疑。针对有关疑问，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于昨天下午举行了“曹操高陵考古发现说明会”，希望冀此释疑解惑。

　　“考古学是一项科学、严谨的工作，其结果需要综合研究认定。这次我们对曹操高陵的认定，综合了考古成果和多学科专家的意见，分别从文献记载、墓地位置、墓葬形制、出土器物、人骨鉴定等多个方面进行了论证。报请国家文物局同意后，由河南省文物局向社会予以公布。同时，国家文物局将曹操高陵的发掘成果上报国务院。”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孙新民说。

　　“七十二疑冢”存不存在？

　　有人质疑，此次发现的“曹操高陵”，是否为曹操墓“七十二疑冢”之一？

　　关于“七十二疑冢”，有专家明确指出那是一种传说，是民间以讹传讹的结果。说明会上，专家称北宋王安石《将次相州》中“青山如浪入彰州，铜雀台西八九丘”的诗句可能是最早言及曹操疑冢的；南宋诗人范成大诗作《七十二冢》明确提到曹操“七十二疑冢”；后代文人罗贯中、蒲松龄等在其小说、笔记中也对此说法加以渲染，使得“七十二疑冢”之说广泛流传，并且也使疑冢位置逐渐有了邺城、许昌、亳州、漳河河底等多种传说版本。不过，其中不少为后来的考古发现证明属子虚乌有。例如，近代较为流行的曹操“七十二疑冢”所指的今磁县北朝墓群，经考古发掘证明为北朝东魏、北齐时期的帝王及皇族墓群，与曹操无任何关系。

　　关于曹操墓的地理位置，孙新民说，《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记载曹操死前曾颁布《遗令》，称其死后要：“敛以时服，葬于邺之西冈，与西门豹祠相近。”《三国志》成书于西晋初年，是一部纪传体国别史，详细记载了东汉末年和曹魏时期的魏、蜀、吴三国历史，“因此我们探讨曹操生平事迹必须依靠《三国志》等信史，后代文人笔记、小说、诗作等文学作品的史料可信度明显低于史书记载”。

　　近年来，河北、河南两省文物部门先后征集到了后赵建武六年的勒柱石刻和后赵建武十一年的鲁潜墓志，前者提到了西门豹祠殿基，后者记录了曹操墓与鲁潜墓的相对位置。两件文物的面世，使有关学者将曹操墓的具体位置推定在了安阳县安丰乡及其与河北省交界的漳河一带。

　　关键证据是否过硬？

　　此次考古发掘，大墓出土、征集刻铭石牌及“慰项石”数量多达60件，专家说，这类形制、质地的文物应为首次考古发现，也基本未见于传世品之中。除“魏武王”这一谥号外，其它刻铭内容均为随葬用品的名称和数量，种类较多。潘伟斌提醒大家，刻有“魏武王”铭文的同类圭形石牌共有8件，其中只有1件是从盗墓分子手中追缴而来的，其它7件均为科学发掘出土。“慰项石”是警方追缴而来，其形制不同于其它石牌，但刻铭内容与刻有“魏武王”的石牌类同。

　　有人质疑石牌等出土物件上的文字是否当时的文字，同是古文字学家的郝本性在现场出示了一本书籍，他指着其中一页说：“这是熹平石经残石，上面的文字是当时国家推行的标准字体，年代和曹操的时代差别不大。”他表示，熹平石经残石上的文字和大墓出土的石牌刻铭文字的字体比较统一，均为东汉后期流行的隶书字体，由早期汉隶演化而来。因此，大墓出土、征集刻铭石牌及“慰项石”等文字材料文物，包括刻有官称的画像石，从汉字书体特征、铭文体例的角度分析，其年代定在东汉后期至魏晋时期没有疑问，“再从这些文物的形制、制法观察，尤其是从铭刻随葬用品名称所见内容的角度分析，绝无一般现代人可以伪造的可能”。

　　“魏武王”称号有无问题？

　　有人对此次出土的石牌上的“魏武王”等文字产生了疑问。对此，郝本性和孙新民等进行了详细的解答：《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载，曹操，字孟德，沛国谯人(今安徽亳州)。其生前被汉献帝封为“魏公”，后晋爵“魏王”，死后“谥曰武王。二月丁卯，葬高陵”。曹操之子曹丕称帝之后，追其父为“武皇帝”，庙号“太祖”，史称“魏武帝”。出土刻铭石牌称“魏武王”符合当时的历史背景，石牌不大可能铭称“魏公”或“魏王”，因为这不是谥号；更不可能称“武皇帝”或“魏武帝”，因为这是后来曹丕追封的。

　　为什么不见墓志铭？

　　有人质疑此次发掘的曹操墓真伪的原因之一，是因为没有发现墓志铭。

　　墓志铭一般是记载墓主传记的文字材料，专家认为西高穴大墓没有发现墓志铭是符合客观历史事实的：第一，东汉时期流行墓前立碑，埋入墓中的石刻不多见，考古发现更未见典型的墓志铭出土；第二，东汉末年、三国时期，曹操有感于汉代立碑之盛祸国殃民，曾专门下过禁碑令，并要求后代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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