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原来人们都是“书本人”，现在大家都是“屏幕人”，每天都要靠电脑屏幕、手机屏幕、写字楼里的LED显示屏过日子。

　　我的小说《除非灵魂拍手作歌》要出版了，我打算借这块地方宣传一下自己的小说。鲁迅先生有过一篇文章叫《我是怎么做起小说来的》，我就把这个题目偷过来，说说我为什么要写小说。为什么呢？因为好多人都开始写小说了。这个事情忽然变得时髦了，我怕自己赶不上时髦，就动笔写了。

　　最近看到一本小说叫《盛世》，作者是我敬重的陈冠中老师，他原来是办杂志的，后来成了知识分子。这本小说开始就写到美术馆东街22号的三联书店，写到北京的画家方力钧，写到《读书》杂志的一位元老，当然半真半假，里面有一位青年才俊，在北大学法律，理想是进宣传部门当主管，好好管束一下国人的精神。故事的背景是2013年的北京，社会上弥漫着“爱”，提倡大爱、博爱、爱全人类，大家都幸福满足，国家一片和谐。为了鼓励消费，政府推出“盛世计划”，每家存款的25%必须拿出来兑换成消费券，三分之一在90天内必须花掉，三分之二在半年内必须花掉。一位经济学家终于有了“上报朝廷”的机会，GDP使劲地增长。陈老师这个小说，看着是奔未来而去的，而那个以写博客闻名的“戴三个表”，打算逆历史潮流，写一个奔着过去走的小说。

　　王三表这本长篇小说，名字叫《沿着瞭望塔》，这是迪伦一首歌的歌名，写的是约翰·列侬当年到中国参加“文化大革命”的故事，他费半天劲来到中国，结果“文革”结束了。出发的时候五个人，列侬，迪伦，亨德里克斯，吉姆·莫里森，詹尼斯·乔普林，他们先到日本，再去菲律宾，然后去了台湾，再来大陆，后3个人陆续死了，最后就剩列侬和迪伦了。他们一路上认识了小野洋子、邓丽君、罗大佑。最初列侬是个理想主义者，到了中国变成现实主义者，迪伦是个现实主义者，到了中国变成理想主义者。最后列侬被黑道所枪杀。王三表担心，这个小说要有一些摇滚乐的常识才能喜欢看，我对摇滚不了解，但对“文革”还是知道一点儿，我觉得他们虽然没有赶上上次“文革”，但在80年代的那场文化革命中还是发挥了重要作用。海明威说过，写作是不能谈论的，因为有可能谈着谈着就谈没了，所以，王三表和我交流并不多，我只是大概知道他要写什么。海明威还说过，写作中最坚硬的那部分是谈不没的。照此说来，他和我谈论的都是最坚硬的那部分。

　　还有一位叫比目鱼的朋友，是IT专家，在美国香港干了好多年职业经理，但他的理想是写一本了不起的小说，他喜欢《云图》、《荒野侦探》这样极其复杂的书，最少也有500页。题目还没有想好，但总的说来，他想写的是一本“绝后”的书。这本书从互联网怎么毁掉了音乐行业开始写。早年间，一张CD要150块钱，没过几年，所有的音乐就是免费的了。早几年，人们想看美剧，想看外国电影，还得花10块钱买张盗版，现在大家都用BT和电驴下载，也基本上是免费的了。早几年，人们还花几块钱买报纸杂志，现在人人都是媒体，所有的报道、评论、视频都由业余新闻从业者干了。最近，GOOGLE开始图书扫描，开始建数字图书馆，这就是说，互联网打算毁掉出版行业了。总之，原来人们都是“书本人”，现在大家都是“屏幕人”，每天都要靠电脑屏幕、手机屏幕、写字楼里的LED显示屏过日子。比目鱼参与了互联网的革命，利用互联网一步步毁掉了唱片业、影视业、传媒行业、出版业，所以他打算写一本500页以上的书，作为世上最后一本书留存于世。他说，这本纸质的读物将是给谷登堡印刷的最后献礼，以后就没有书本这回事了。

　　最后，我想说说我自己这本小说。我20岁的时候成长为一个文学青年，此后20年就是想拼命忘掉这一点，力争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比如当一个记者，甚至去当一个公共知识分子，我努力了半天，结果全失败了，有一天偷偷看了一本《收获》杂志，发现上面还有人用30年前的方式在写小说，我一想，这行当变化不大，这么写下去能够比较传统比较有尊严地饿死，所以我就这么做起小说来了。

　　撰稿·苗炜 专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