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中国共产党稳定了上海的金融和经济之后，国民党反动派不甘心失败，又把人民币作为攻击的目标，企图阻挠人民币的发行，开始大量制造假币，投放市场。1949年6月中旬，负责城市巡逻任务的战士发现，在淮海路、四川路的商店里，多次有人使用假人民币。这一情况，引起警备部队保卫、侦察部门的注意。

　　6月16日，侦察员王伟在淮海路发现奸商黎明、中南水果店老板平仲秋，携带大量崭新而且是连号的人民币在抢购紧缺商品，就将他们带回公安局审问。黎明和平仲秋最后承认，这些假币是从周月英家拿来的。淞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立即派人去周月英家进行搜查，当场查出印制假币的机器2台、制版铜印4套、假币号码16枚及已印好的假人民币、中州币上千万元，并搜查出该案首犯艾中孚藏匿在其姘妇周月英家的手枪3支、子弹150发。在大量物证面前，周月英不得不交待同谋印制假人民币、窝藏匪特及其武器的罪行，并说艾中孚已去徐州推销假币，这几天就要回上海，并愿意协助将艾中孚捉拿归案。

　　根据周月英、黎明、平仲秋的口供，又将承担印制假币的昆明路金山印刷厂厂主翁滋和、翁滋友和知情不报的翁文清，同谋印制假币的照相师王兴贤、制版者林子道、地痞流氓张锡芳，用假币收兑黄金、银元的倪槐庭、姚企范，利用职权收受贿赂、包庇匪情隐情不报的卢家湾公安分局留用便衣警士马伯均、宋世珍等20余人捉拿归案。首犯艾中孚回沪时亦被捕。经侦讯查证，这是一起国民党潜伏特务企图在经济上对人民政府进行破坏和捣乱的阴谋。

　　审讯查明，早在1949年1月，白崇禧便指派其上校参谋兼国防部二厅第五特工组长黄浩、少校副官兼国防部二厅谍报组长艾中孚去南京，伪造中州币和人民币。但因技术和设备问题没能得逞。

　　3月中旬，黄浩和艾中孚两人由南京来到上海，继续印制假币。上海解放前夕，白崇禧便指派交际科长徐亚力携银元5000枚、黄金五百两来上海督制假币，并向黄浩和艾中孚传达白崇禧的指令，尽快投入市场。黄浩立即物色人员积极策划。这时，艾中孚结识了女流氓周月英，并通过周月英认识了制版商林子道、照相师王兴贤、跑街采购陈荣根等。他们购得印钞机4台，由冯伯均运至汾阳路150号白崇禧公馆，由王兴贤设计了中州币票版，再由张锡芳招来3名工人，并拉来4名宪兵当保镖。在黄浩和艾中孚策划下，自1949年4月1日起，仅用1周时间就印制假中州币2000万元，并迅速分批空运至武汉，投放中原解放区，破坏金融，扰乱市场。

　　人民解放军渡江后，上海危在旦夕。黄浩和艾中孚预感形势不利，便想加紧印制假人民币，但又感到设备不足，人手不够，便决定扩充人员，增加设施。艾中孚于4月底用黄金30两，银元800枚，买通昆明路金山印刷厂厂主翁滋和、翁滋友兄弟俩及该厂工头李安庆，商定由该厂印制假人民币，又由照相师王兴贤设计100元和50元面额的两种人民币。自5月15日起，仅用3天2夜，就印制出假人民币1.6亿元。5月18日，由白崇禧的秘书王子心用飞机运走27箱，转投解放区，其余由艾中孚保管。上海解放后，艾中孚勾结奸商黎明、平仲秋，银元贩子金天云、倪槐庭、姚企范等，将大量假人民币投向市场，收兑黄金、银元、抢购贵重紧缺物资，以扰乱市场。直至破案时，还在各犯家中、身上搜出假人民币、中州币上千万元。

　　中共淞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在审理艾中孚一案时，从案犯翁滋友口供中，得悉一名叫张永生的曾向翁了解过印刷方面的事。根据这一线索，侦察人员顺藤摸瓜，经周密侦察，于7月3日破获

　　以李星宇、蔡伯钧、丁兆成为首的又一起伪造人民币案，并逮捕同案犯梁秉衡、吴东海、戴梵德、沈勤生等。首犯李星宇曾任“辽、吉、察边区第三路军”司令，“忠义救国军”第八支队司令。1948年6月来沪后即和国民党保密局取得联系。上海解放前夕，受汤恩伯委派，担任上海潜伏匪特第二挺进纵队司令。蔡伯钧在汪伪时期充当宪兵，贩毒、吸毒。上海解放前夕充任国民党海军谍报组上校督导员。上海解放后，曾以“中共地下耀字部队”和“华东保密局”的名义到处招摇撞骗。丁兆成解放前即为国民党情报人员，曾参与镇压工潮、学运。解放后假装中共地下工作人员，接收敌财产以饱私囊。1949年6月初，在李星宇主持下，由蔡伯钧拉来梁秉衡、戴梵德、吴东海等同谋印制假币。6月中旬，吴东海购得印制假币的铜版3套，印币纸10令。当他们的犯罪仍在进行时，即被一网打尽，并在李星宇家搜出印制假币铜版3套，在丁兆成家搜出印刷机2台，在梁秉衡家搜出印币纸等罪证。

　　1949年7月，淞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再次破获施子良、周胜官伪造人民币案。施子良、周胜官在解放前即为地痞流氓、投机奸商。上海解放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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