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下面,都有一个隐秘的形而上的基础,这个基础就是使人之成为人的基本人性。
由此观之,革命崇高吗?它就在我们的私人计算之中,无论我是正气凛然还是蝇营狗苟,都不妨碍当我跟那些也或正气凛然或蝇营狗苟的人一起行动时,可能会导致一个重大的结局,这取决于我们的相对位移,跟我或他个人的或迅速或迟缓的行动一点关系也没有。革命遥远吗?它就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为了某个可敬的人,为了某个可敬的目的,或者完全相反,为了某个可憎的人,为了某个可憎的目的,这人、这目的就完成了我们所有人的重新组织,从而我们也就在或知道或不知道总体目的的情况下,导致了一个惊人的结局。
那些牺牲了的人都白死了吗?如前所述,这些人一定跟我们认为重要的人物一样重要或一样不重要。因为每个人跟每个人都互为背景,从我这个中心看过去,其他人都成了背景;从你这个中心看过去,我们都成了背景。从根本上说,任何一种对某个历史人物的重要性的强调都预设了某种背景,只不过在特定的历史观主导下,这个预设常常是被悄悄隐去了。所以我们也常常可以反向理解,这个历史人物身后的背景很重要,或者更为健全的历史观是,不是人物重要,也不是背景重要,而是这整个事件重要。没有拿破仑,世界会有另外一番角力,另外一番图景,也会达到动态平衡。在历史的时空中,拿破仑要么和他的背景一起伟大,要么和他的背景一起消失。从这个意义上说,那些人怎么可能白死?缺了他们的一环,哪有后来的此起彼伏、波澜壮阔的起义,哪有辛亥革命的成功?历史不能假设,一假设整幅图景都会变换,连我们的当下都会不存在,而我们的存在正是印证了他们存在的意义。
(作者: 陈庆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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